零壹Lab | 什麽不是數字人文

发布时间: 2019-10-22 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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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王濤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 。


最近幾年,筆者參加了許多冠以“ 數字人文” 的主題會議,歐洲的、日本的、台灣地區的,當然也包括大陸許多高校組織的會議。這些數字人文會議有一種共性的觀感:議題極為寬泛,從傳統學科的角度看,涉及不同研究領域,其差别之大,讓人很難想象竟然能够出現在同一個學術會議之上。會議的討論雖然精彩紛呈,但是由於專業差别過大,與會者很難達成專業討論的共識,無法從專業的角度給予充分回應。比如,當有研究者用社會網絡分析(SNA)的方法來研究流亡猶太人的互助網絡時,没有學者能够從德國史的角度提出SNA分析模式與猶太人研究的契合度問題,也没有學者從納粹政治史角度提出互助網絡存在的權力空間問題。

筆者在幾年前的文章中就表達過對這種現象的擔憂,最近,隨着數字人文會議愈加火爆,領域專家知識結構不對等的現象愈加突出。這成為數字人文發展的一個極大陷阱,讓人感覺似乎數字人文的方法論遠遠高於研究的問題本身:議題是否獲得了解答、解决的邏輯是否合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研究課題( 表面上) 使用了數字人文的方法。

之所以會這樣,乃是因為數字人文還没有落地到學科專業本身,也就是説,數字人文依然需要關注傳統人文學科的價值觀,討論和分析人文學科(歷史、文學、哲學等) 試圖解决的問題,而不是熱衷於奇技淫巧之“術”的層面。被視為數字人文標誌性人物之一的莫雷蒂,在早些年接受採訪時曾對數字人文發出尖銳的質疑。他的態度在當時看來似乎很難理解,而如今卻越來越能體會,在没有結合具體專業討論的時候,數字人文的意義確實值得懷疑。

那麼,數字人文是否需要限定自己的學術領域,討論“什麽不是數字人文”這樣的問題呢? 筆者一直很好奇,有一些學術領域,比如環境史、社會醫療史,從來都具有不言自明的研究範疇,研究者也不會熱衷於討論“什麽不是環境史”這個不成問題的問題。為何數字人文領域的研究者非要討論“什麽不是數字人文”不可呢?

當然,數字人文有其特殊性。儘管數字人文是一個方興未艾的學術新領域,最近幾年在國内學界也日益成為話題,但是實踐者們對於數字人文的概念還没有達成共識。大家都依照自己對這個方向的理解進行概念界定、指導自己的研究活動。中國的學術傳統講究先正其名。有時,當一個概念無法從正向進行定義的時候,從反面指出這個概念不是什麽,或許會相對容易一些。所以,我們思考什麽不是數字人文,對於我們理解什麽是數字人文顯然是很有價值的。

不過,同樣因為數字人文的特殊性,使得這個問題並不那麽簡單。單純地考慮什麽不是數字人文,然後期待給數字人文劃定一個範疇,這並不是解决問題的合理方案。

首先,數字人文雖然屬於學術新天地,但若追溯起來,會發現它有漫長的史前史。蘇珊·霍基(Susan Hockey)在《數字人文指南》中還原了數字人文的發展歷程。她把數字人文的學術史劃分為四個階段,從現在的眼光看雖不太全面,但足以讓我們驚呼:原來數字人文不是無中生有的學科領域! 數字人文的發展與技術進步和學術理念的拓展有密切關係,所以“什麽是數字人文”本身就在不斷演變的過程中,根本没有静態的標誌物。在當前勾勒出“什麽不是數字人文”的圖景,只能基於當下的技術條件和學術理念,未必趕得上數字人文本身快速發展的節奏。作為數字人文公認的史前史時期先鋒人物,羅伯特·布薩在近70年前進行的工作,跟當前色彩斑斕的數字人文項目相比,還有多少相似之處呢? 同樣是數字資料的存儲和整理,幾十年前基於磁帶介質和關係型數據庫,而現在推崇雲存儲以及關聯數據,更在積極倡導數字的基礎設施建構,但我們能説之前的項目不是數字人文嗎?

其次,之所以要討論“ 什麽不是數字人文”,主要因為在“數字人文熱” 的浪潮中,出現了一窩蜂上大項目、成果良莠不齊的狀態。一些低劣的“數字人文”研究,降低了數字人文的學術性和被學術界接納的期望值。所以,近期出現了不少質疑數字人文研究價值的言論,甚至像笪章難(Nan Z.Da)那樣,用“計算的方法反對計算文學研究”。在某些方面,這些質疑有其合理性,至少能够激發數字人文實踐者臥薪嘗膽,通過不斷取得進步來回應各種懷疑。在這樣的語境下,討論“什麽不是” 的問題,對於建構數字人文的學術標準、支援其持續性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但從另外一個方面説,低水平的、重複性的所謂數字人文研究成果,從通行的學術標準來看,也不是合格的學術研究,更遑論“數字人文的”學術研究了? 什麽是學術研究,對於嚴肅的學者而言,正如“頭頂上的星空”一樣有嚴格的道德律令,史料扎實、論证清晰、言之有物,都是各專業學者需要共同遵守的學術道義,雖然不同的研究領域在細節上可能略有不同,但肯定都有一個基本的前提,研究工作應該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可惜的是,在多快好省地發展數字人文的過程中,很多人的研究迷失在數字人文新概念、新方法的海洋。簡而言之,離開問題意識談數字人文,做出了不盡如人意的成果,這個鍋其實不該由數字人文來背,而應歸罪與基本的學術素養不過關。如果就此達成了共識,那麽“什麽不是數字人文” 的討論就顯得有點多餘了。

更重要的是,數字人文向來倡導跨學科的融合,如果非要劃分出一畝三分地出來,是否違背了數字人文開放、開源的精神呢? 在這個意義上,筆者並不認可安妮·伯迪克(Ann Burdick)等人在《數字人文》 一書中關於“ 什麽不是數字人文” 的回答,他們將“ 單純使用數字工具進行人文學研究與交流”排斥在外,這不僅跟他們將數字人文界定為“充分運用計算機技術開展合作性、跨學科的研究”存在些許矛盾,而且設置門檻的方式乃是將部分人文學者拒之門外。這種通過劃定清晰的學術領地來捍衛數字人文合法性的做法,當然是在兑現“數字人文宣言 2.0”的精神,有其可貴的價值。但是,按照伯迪克們的説法,布薩早期進行整理托馬斯·阿奎那作品索引的工作,還算不算數字人文項目呢?

當前數字人文發展的瓶頸,不是計算技術不先進、數據科學不高效,而是“ 人文” 色彩彰顯不充分。我們要吸引更多人文學者加入數字人文,從工具性的理解開始,或者“以數字的方式開展人文研究”作為起步,然後帶來工作方式的改變以至於思維方式的飛躍。這才是數字人文能够得到縱深發展的正確途徑。

第三,當前人文學科的學術環境和評價體制,决定了數字人文還遠没有做好回應“ 什麽不是”的準備。數字人文不僅從方法論上帶來了人文學科的改變,對個體學者的工作方式也帶來了質的變化。傳統學者崇尚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强調研究過程的獨立性以突顯原創性。但是,數字人文的工作方式完全打破了人文研究單槍匹馬的狀態,不僅主張團體作戰,而且需要協同合作。但是,人文學術界還没有出現對這種工作狀態給予合理評價的機制。

對於一位要在學術圈謀生存的青年教師而言,在 SSCI 一區的刊物上發表一篇署名第三作者的論文,還是通過獨立研究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一篇論文,哪個更有利於自己的晉升呢? 答案不言而喻。另外,數字人文有著比傳統的研究論文更多元化的學術發表形態。一個網站,一個APP,一個數據庫,甚至微博裡不超過 140 字的一段話,都可能是基於數字人文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傳統學術量化的評價指標體系裡,這些通通不算成果。許多項目制的數字人文課題,最合適的成果發佈平台未必是核心或權威學術刊物;學者為完成考核指標而炮製出論文,傷害的反而是數字人文研究的學術品質。但話又說回來,青年教師是否有勇氣不發論文,不申請課題呢?

因此,在學術制度層面的設計還没有完善的前提下,數字人文實踐者不得不既要顧慮傳統學術評價的指標,又要懷抱數字人文跨界創新的理念,這就只能在夾縫中推進數字人文的研究,甚至退而求其次做出不倫不類的成果。不是數字人文實踐者們不够勤奮,而是他們不得不負重前行,付出雙倍的努力。在現有學術背景下,過多强調“什麽不是”的問題,只能束縛個體研究者的學術雄心,却對整體大環境的改進無能為力。如果我們過分强調“什麽不是數字人文”的追問,只能將板子打到個别實踐者的身上,而對學術機制毫無撼動;殊不知,挨板子的實踐者也是體制的受害者。從長遠來看,這不僅對數字人文本身的發展不利,而且可能對人文研究的整體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筆者一直以來都在課堂上教導學生,如果數字人文是一種方法,那它存在的價值是為了幫我們解决問題;如果把數字人文作為打開研究思路的一種途徑,實現所謂“ 數據驅動” 的過程,那麽使用數據挖掘的方式找到隱藏的問題之後,也需要回歸到學術語境中,合理進行“論证驅動” 的過程。所以,没有問題意識,急就數字人文,不過是夸夸其談。正常的邏輯是,遇到了需要解决的學術問題,在尋求答案的時候發現,數字人文提供的方案效果還不錯,那麽我們就用起來。哪怕是你用wget下載了網絡資源,用文本挖掘“遥讀”了一堆文獻,都屬於能够被數字人文接納的範疇。如果反其道而行,研究者僅僅是被數字人文燦爛的前景所吸引,想趕個學術時髦,方法先行,為了數字人文而數字人文,那就本末倒置了。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在筆者看來,就是許多數字人文的研究没有成熟的問題意識。用詞向量的方式來尋找文化中的偏見,就是很好的案例,如果在研究過程中没有强烈的問題意識,再好的工具也僅僅是算法而已。

數字人文領域知名學者艾倫·劉(Alan Liu)在很多文章裡鼓勵大家,數字人文需要擴展批判性思考的範疇,雖然數字人文學者不乏對元數據的批判性思考,但鮮少延伸到對整個社會、經濟、政治或者文化領域的批判。艾倫·劉强調的批判性,當然是人文知識分子賦予自己的神聖職責,然而數字人文的工具性層面,並不會天然具有批判性。正如人文學者用電腦寫作,但電腦作為書寫工具不會天然被賦予批判性一樣。批判性的缺失,充分説明數字人文也有其局限性,在某些問題上無能為力。從本質上看,殺牛刀在普通的屠夫手中就是一把殺牛刀,但是在庖丁手中就如同藝術品能够遊刃有餘;數字人文在善於思考的研究者手裡才會是一件學術利器,而不單純是一門“ 技藝”。

總而言之,“什麽不是數字人文”並非當務之急的問題。對個體學者而言,拿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做出有學術價值的數字人文項目;對學術共同體而言,創設數字人文更合理的學術環境,才是未來發展的必由之路。這需要所有數字人文的實踐者們共同努力,像傳統學者那樣堅守學術道義,深耕專業,不忘初心。

主编:徐力恒     责编:任苗青     美编:任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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