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壹Lab：记录数字媒介之日常，反思科技与人文精神
01Lab: Archiving digital lives, reconceptualizing sci-tech and the humanities

作者简介：劳伦·克莱因（LaurenKlein），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文学、媒体与传播学院（theSchool of Literatur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早期美国文学、媒体研究与数字人文。 译者简介：宋迎春，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转载已获得授权，原文刊发于《山东社会科学》 2018年第9期，在此感谢 ◆ ◆ ◆ ◆ ◆ >>>> 视觉化展示中的长弧线 在这个时代里，数据视觉化的运用越来越广泛。不仅在大众文化中如此，在学术研究中同样如此。不可避免地，此时我们同样有必要回顾漫长而内涵丰富的视觉呈现历史。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历史传承直接途经杰斐逊的书写，而杰斐逊也自有以图像呈现信息的方法（有数据图、清单、示意图和表格等形式），并以此来推进他的经验主义世界观。正如I. 伯纳德·科恩（I. Bernard Cohen 1997, 58）的解释，这种“归纳式”的知识获取手段“暗示着一种对知识或体系的经验性测试，与科学中那种牛顿式的‘实验证明’同属一类真理标准，或者说是一种对批判式观察的依赖”。这种对“批判式观察”的依赖反过来又导致一种科学表达的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有效地传达观察到的现象中的“事实性”（factual）本质。 杰斐逊的观察手段（以及随之而来的视觉呈现手段）形成于他在威廉和玛丽学院（the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读书的时候。他在这所学校中师从苏格兰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威廉·斯莫尔（WilliamSmall）。在其自传中，杰斐逊将斯莫尔称为自己最重要的导师。“在与他的交谈中，”杰斐逊回忆道（1830,2），“我第一次瞥见了科学的广阔，以及我们身处其中的事物体系的广阔。”杰斐逊还提到斯莫尔后来回到了欧洲，但没有提到斯莫尔后来的职业生涯。事实上，斯莫尔后来成为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威廉·普莱费尔（WilliamPlayfair）的老师，而普莱费尔如今已被视为近代数据视觉化的主要先驱。[1]普莱费尔运用绘制不易的数据图和图像（这些数据图和图像是同类工具中最早的）来推进他关于大英帝国的经济和政治论证。在《以整个北美为对象的出口与进口》（Exports& Imports to and from all North-America）一文中，他有力地呈现了美国革命对英国的贸易平衡造成的冲击（图4）。与杰斐逊不同，普莱费尔并不能肯定革命（无论发生在国内还是国外）会导致任何积极的后果。正如他在《商业与政治地图》第三版的前言中的解释：“欧洲正在发生一场剧变，而……我们无从猜测它最可能导致何种结局”（Wainerand Spence 2005, iii-iv）。他担忧新世纪可能会由“战乱和竞争”来定义，不过他在一个问题上与杰斐逊是一致的：他的数据图和表格所采用的视觉格式将确保后世的人们理解并且记住他的底层数据（iv）。“只要仔细考察这些数据图中的任何一张，”他在导论中声称，“就能得到足够清晰的印象。这种印象可以长时间保持不变，并且存留下来的观念也会是简洁和完整的”（xiv）。 图4：《以整个北美为对象的出口与进口》，引自普莱费尔（Playfair 1801），蒙费城图书馆慷慨供图。 《弗吉尼亚州笔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是杰斐逊对布丰伯爵（the Comte du Buffon）关于新世界更为低等的理论（或他所谓的“堕落”[degeneration]理论）的长篇回应。在这部作品中，杰斐逊展示了与普莱费尔同样的愿望，即呈现一种可以保持“简洁和完整”的观念。这部《笔记》被广泛认为是美国此类科学表达形式中最著名的范例。例如，其中包括了比较欧洲和美洲动物体型的表格，列出了美洲原生的蔬菜种类，还有一份篇幅甚长的弗吉尼亚鸟类名录（图5）。如布鲁斯·戴恩（Bruce Dain 2002, 28）所指出，这些内容“被认为是单纯事实”，无须仰仗分析或解释，而杰斐逊对这些内容的视觉呈现意在“证明布丰关于新世界的环境更为低等的观念是荒谬的，代表着一种偏见、一种过度理论化的想象，大大偏离了事实。”与普莱费尔一样，在杰斐逊看来，他对证据的视觉呈现让证据更贴近他的归纳式方法论，并为自己作为第一手观察者所看到的东西的事实基础提供了支撑（或者说为他对这一事实基础的信念提供了支撑）。 通过《笔记》一书中的视觉修辞，杰斐逊希望确定他所提供的证据的可靠性，但这种修辞的含义不限于此：他还尝试通过它来强化这本书的公民读者在反应上的一致性。在其关于分类法自然史中的政治维度的先驱之作中，克里斯托弗·卢比（Christopher Looby 1987, 265）已经指出：在《笔记》一书中，“图像式的和二维的”呈现模式的主导地位（卢比将之描述为“总体上静态而同步的知识呈现”）是有意为之，“意在促成”这本书的读者产生一种“观念上和情感上的统一性”。这个国家的民主统治有赖于公民自己做出恰当的政治决定，因此让公民们学习养成一套统一的行为和信念就至关重要（或者说杰斐逊如此认为）。因此，在其图像呈现模式中，如那张比较欧洲和美洲的四足动物的表格（图5）所示，杰斐逊同时提出了一种新的、通过他的视觉展示来实现的政治控制形式。 当杰斐逊在那本被他称为《农场记录》（Farm-book [来源：杰斐逊手稿]）的皮面小册子中描画出行列和标线的时候，他心中并未想到公众读者。他在书中记录的是作为他的奴隶的那些男男女女和儿童们的名字、出生日期（如果知道的话）、家庭关系、当前处所和来源国家（图6）。类似《笔记》中的数据图和表格，杰斐逊用示意图来呈现蒙蒂塞洛居民们的这些信息，从而实现了一种不同形式的压制与管控，即将人简化为对象，将故事压缩成名字。与那个因其在杰斐逊档案中的缺席而得到讲述的詹姆斯·赫明斯故事形成对照，《农场记录》中的短短一行——“杰米. 1765”——则让我们想起那种可以通过视觉展现来实施的暴力。事实上，《农场记录》中对赫明斯的提及本身就造就了一个颇有警示意味的故事：它提醒我们审视那些内嵌于我们这些美国档案的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数据库结构和展示模式底层的预设和偏见。 约翰娜·德鲁克（Johanna Drucker 2011）在最近的文章《图像呈现的人文方法》中提醒道：人文学者必须拒绝图像视觉化中的“智识特洛伊木马”，因为“关于信息构成的预设……会隐藏在一套从经验科学的技术中整体搬运来的修辞之下，而这种修辞以一种熟悉感作为伪装，掩盖了这些技术中的认识论偏见。”赫明斯在杰斐逊的《农场记录》中被视觉化了，而这个例子不仅提醒我们要提防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偏见”（一种将可观察的现象拔高为事实的理论），也让我们注意到杰斐逊对自身的科学偏见和个人偏见缺乏理解。他将赫明斯作为一条“信息”记录在他的《农场记录》中，这表明他认为赫明斯可能仅仅成为经验知识的一个对象，而且通过可见的、可视觉化的事实，他就能控制这个对象，也可以理解他。 图5：“欧洲和美洲的四足动物之比较”，出自《弗吉尼亚州笔记》（手稿复印件，1781-85），28。《杰斐逊手稿》。蒙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慷慨供图。 图6：“杰米. 1765”，出自《农场记录》（手稿复印件，1774-1824），13。《杰斐逊手稿》。蒙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慷慨供图。 以这种方式，《农场记录》让我们对当前那种十分常见的、关于数据视觉化的实证主义修辞产生了疑问。这种修辞来源于杰斐逊和他的时代。批评家们最常关注的是杰斐逊在其《笔记》中表达的种族分类学观点，将之视为杰斐逊的经验主义科学的局限。这并非巧合。杰斐逊曾有这样的评价：“黑种人和红种人……迄今从未被我们视为自然历史的主体。”当然，正如蒂莫西·斯威特（Timothy Sweet 2009, 100）所指出，这样的评价表明杰斐逊未能“批判性地反思他自己的数据收集和推论过程，（以及）反思他的研究所运用的范式的更广泛意涵”（杰斐逊[1781-82] 1984, 270）。如同福柯的做法，斯威特引用这些句子，作为“启蒙科学范式中的（经验主义）断裂”之一例，而正是这种范式推动了近代人类科学的出现（110）。因此，当德鲁克（2011）在其关于视觉化的文章中提出“人文视角的知识概念有赖于情景中的一个在场观察者与处于审视和阐释之下的对象或经验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也许便能更精确地确认：杰斐逊那种毫无反思的种族科学所暴露出来的断裂正是我们必须设法弥合的那一种，一如德鲁克的警告。 杰斐逊关于可见之物的认识论——即他置于可观察之物、可视觉化之物和真实之物之间的那种三方关系——还包含了一种种族观念。当他试图确认那些可以让他将非洲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区分为“不同”种族群体的时候（1984,270），这种观念便浮现出来。这一种族观念被当做一种将可见的“身体迹象”和“猜想中的内在隐藏特征”连接起来的技术性“映射工具”。从这种观念出发，全喜卿（WendyH. K. Chun 2012, 40）断言：种族“因此让通常的视觉化和启示模式变成了疑问，同时让新的能动模式和因果模式成为可能。”她的分析基于当代电影中的例子，但她关于对作为技术的种族加以考察可能带来“新的能动模式和因果模式”（56）的观点同样适用于视觉化，因为它是一种广泛的构想。全喜卿最后得出结论： “ 作为技术的种族既是施加一种控制网络，也是一种有生命的社会现实。在这种现实里，与技术之间的亲缘关系会具有价值。重要的是，它取消了关于种族的本体论问题，即那种致力于将意识形态和真实割裂开来的、关于种族到底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争论，而代之以伦理问题：种族会建立起什么样的联系？如珍妮弗•冈萨雷斯（Jennifer Gonzalez）所主张：种族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关于关系、遭遇和辨认的问题；它让某些行为成为可能，并禁止另一些行为。作为技术的种族的形成同样开启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尽管关于种族的观念和经验曾被用于种族主义的目的，但抗击种族主义的最佳方式也许并不是否认种族的存在，而是让种族来做一些另外的事。（56-57） ” 我在本文中所展示的詹姆斯·赫明斯的视觉化揭示了奴隶制中的“控制网络”（grid of control）。这种网络首先宣布了他的社会性死亡，然后又让他遭遇身体死亡。与此同时，这些图像也凸显了种植园生活中“有生命的社会现实，”这丰富地体现在社群、亲缘和相互支持之中。以一种抹杀这些关系的档案（以及意识形态）为语境，我尝试利用种族这种技术（布鲁斯·戴恩[Bruce Dain][2002, 9]将之描述为“为可见之物命名”）来反对这种技术本身。在利用视觉手段对档案加以变形之后，我揭示出某些被《托马斯·杰斐逊文件》本身所拒斥的辨识可能性。我还努力呈现了辨识（以及认知）的不可能性——这些不可能性对我们在今天理解奴隶制档案来说至关重要。 >>>> 可见之外：詹姆斯·赫明斯的厨房工作与文化工作 尽管杰斐逊档案中关于赫明斯的许多东西仍处于不可见状态，但是我们仍可以通过传统的文学批评手段来探察他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杰斐逊用他的专用墨水写下了赫明斯的解放协议，用他的进口纸张将之封装，用他的复印机复制一份，然后再将这份协议置入自己的个人档案加以保存。这份协议表明，杰斐逊本人有时也不得不对他那种并不完善的、将赫明斯的一生归结为一行数据的逻辑有所体认（如果不是纠正的话）。这份正式但不具法律效力的文件（杰斐逊档案中提及赫明斯全名的两份文件中的第二份）记载了赫明斯最终获得解放所需要满足的先决条件。文件内容如下： “ 我曾为詹姆斯•赫明斯学习烹饪之艺而花费（expence，原文如此）不菲。为了帮助他，也为了尽量少地向他要求回报，我兹于此承诺并声明：接下来的冬天我将前往蒙蒂塞洛居住；如果此处提及之詹姆斯在接下来的冬天愿意随我前往，并留在该地，直到他将我为培训一名好厨师而安排给他的人员培训完毕，达成这一预设的条件，他便会获得自由，而届时我将履行他获得自由所需要的一切手续。（2009, 27:199） ” 杰斐逊的这份提议显然表明了作为主人的他无可置疑的权威，以及身为奴隶的赫明斯在这种权威之下的服从——赫明斯对此别无选择，只能同意。杰斐逊语气审慎，态度友善，将自己表现为一种支持自由的慈悲力量。然而，他对赫明斯的解放会导致的现实后果不无焦虑，这表明他对“烹饪之艺”的高度重视超过了他对给予赫明斯以应得的自由的兴趣。同时，杰斐逊坚持要求赫明斯在获得自由之前必须将另一个人培训为“一名好厨师”，这又成为他对赫明斯的技艺之了解的文本证据。面临着失去赫明斯这名主厨的前景，杰斐逊不得不第一次承认他强迫赫明斯从事的厨房劳动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以及价值）。 与那种杰斐逊在自己的《农场记录》中所记录的、被低估的劳动形成对比，赫明斯的劳动在此被描述为一种“艺术”（事实上是一种技艺[techne]），正是杰斐逊本人最为推崇的经验性应用知识的精确形式。杰斐逊不仅使用复印机，还自行设计复印机，这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证明他格外崇拜“机械艺术”（mechanicarts）（这个词在当时被用来描述技术知识），视之为与自己的经验主义世界观紧密相关（Marx1997, 3）。然而，在杰斐逊的想象中，只要赫明斯培训出一名替代他的主厨，他在蒙蒂塞洛的缺席就不会造成影响。杰斐逊由此暴露了他的观察之眼的另一个局限：他对赫明斯的劳动中那些不易觉察的方面缺乏了解。在那份协议中，杰斐逊并没有承认赫明斯的认知工作，例如对某些可以呈现独特美洲风味的具体食材的挑选。杰斐逊也没有承认赫明斯的情感工作所具有的力量，即他准备和展示食物的独特方法在杰斐逊本人的共和主义价值观和理想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力。当然，动产奴隶制的种种限制从根本上排除了赫明斯的厨房劳动与今天的劳动之间的任何对等性，然而，对以下这一点的思索当对我们不无启发：赫明斯的技艺（techne）里那些超出视野的维度如何可能转而凸显当前的数字工作中那些隐藏的方面。 于是，也许我们可以回到今天以数字形式与我们遭遇的杰斐逊档案上来。身为学者，我们并没有看见将手稿转为机器可识别的文本所涉及的劳动，也不会去思考那些对编码标准和数据库设计的发展有所贡献的讨论（这种讨论既是技术性的，也是理论性的）——正是这些标准和设计让我们得以执行自己的搜索请求。我们的训练中不包括对元数据和受控词表（controlled vocabularies）提出问题，而这正是档案学家和他们的技术团队每天都要提的问题。这样的数字劳动不仅仍然是不可见的，也仍然不为大多数人文学者所承认。[2] 有人认为，由于杰斐逊的国父地位、他在国会图书馆的成立中的作用，以及他本人所展现出来的德里达式的档案狂热，他可以被视为“美国档案的缩影”（Elmer 1998, 23n）。在这份清单中，我们还必须加上杰斐逊在将关于奴隶制的沉默注入美国文化中的个人责任。然而，正是因为詹姆斯·赫明斯的沉默，真实的美国档案才得以在今天进入我们的视野。这部档案覆盖了不可能性，有赖于学者、档案学家、技术专家和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有头脑中具备了这样的档案观念，我们才能进而理解规模更大的美国文化档案——不是将它理解为中立的知识库存，而是一种用来暴露我们的知识局限的工具。可以说，将让我们开始看见的，正是这些局限。 写于佐治亚理工学院 注释 [1]要进一步了解威廉·普莱费尔的生平，可参考魏纳和斯彭斯（Wainer and Spence 2005）的文章。要进一步了解数据视觉化的历史，参见塔夫特（Tufte 2001）的文章。 [2]关于对数字劳动的更详尽考察，以及这种劳动在人权、伦理、历史以及其他主题方面的意义，参见肖尔茨（Scholz 2012）。 >>>> 参考文献 Amin,Shahid.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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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 陈静        责编 / 顾佳蕙        美编 / 傅春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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