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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早期著作中, 基特勒在德国的阐释学传统、后结构主义理论、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福柯的话语理论影响下，对德国1800和1900这两个关键性年代的传播系统进行了分析。

出版之初，该书显现出来的与文学系格格不入的另类气质让基特勒差点失去在弗莱堡文学系的教职，但在十年之后，这本书在世界上（不仅仅在文学界之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使基特勒的理论开始广为流传。

该书英译名使用了“话语”(Discourse)这个词以对应德文版书名中的“书写”(Aufschreibesysteme)，更加清晰地点出了基特勒与福柯思想的联系与差异。英文书名“Discourse Networks”（话语网络）与德文书名“Aufschreibesysteme”（书写系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比。

根据基特勒自己的解释，他采用的“Aufschreibesysteme”这个概念是源于一位德国法官丹尼尔·保罗·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的一本回忆录。通过使用“Aufschreibesysteme”这个概念，史瑞伯想要说明他在精神病院所做和所说的一切都立即被记录下来，无人可以避免。

因为这本书的名气，基特勒决定把它作为这本书的标题，并以此申请终身教职。而这本书的英文书名翻译，则是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朋友们的选择——直接而鲜明地揭示出该书受到了福柯的影响。

但对于基特勒而言，“话语系统”这个概念还可以看作是对香农信息理论的一次活用。基特勒认为，福柯在书写《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 1970)时，只考虑到了话语的生产，而没有涉及话语的信源、传播通道和接收者，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读者或消费者。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香农信息模式（信息源、发送者、信道、接收者、信息宿）对基特勒的影响。两个书名的指向差异性也恰恰表明了基特勒思想的一种漂移：其理论存在于具体的语境之中，同时又具有一种通约性，而基特勒本人也清晰的认识到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我们在基特勒思想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在指向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有意摇摆。

尽管这本书是基特勒早期的著作，却堪称他在英语世界里最著名的一本，被Manovich誉为“1970-2000年间数字艺术领域中最重要的十部书之一”。

参考文献 *Griffin,Matthew,Susanne Herrmann, Friedrich A. Kittler. (1996). Technologies of Writing:Interview with Friedrich A. Kittler,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27, No. 4,p. 731.
*Manovich, Lev. (2002). Ten Key Texts on Digital Art: 1970-2000, Reviewed work(s),Leonardo, Vol. 35, No. 5, Tenth Anniversary New York Digital Salon, p.569

主编 / 陈静

责编 / 付梅溪 陈夏辛 顾佳蕙 彭玮 桑雨茜

美编 / 张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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