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壹Lab：记录数字媒介之日常，反思科技与人文精神
01Lab: Archiving digital lives, reconceptualizing sci-tech and the humanities

姜文涛，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校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博士，浙江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漫长的18世纪（long eighteenth century）印刷文化与情感研究，文艺理论和比较文学，数字人文。联系方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866号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310058。电子邮件：wjiang0425@zju.edu.cn。

印刷文化与数字媒体时代的遭遇：阅读与知识生产转型

德国理论家韩秉珠（Byung-Chul Han）在2017年出版的《在蜂群中——数字前景》（In the Swarm: Digital Prospects）英文版首页写道：“观察到电子媒体飞速的崛起，麦克卢汉1964年写道：‘电子技术已经涌进我们的生活，进入到我们的生活结构之中，而我们对其与古登堡以来印刷技术的相遇却是麻木的，也不去讨论。’今天在跟数字媒体的关系方面，我们几乎依然如此。这个新的媒体正在重新编程（reprogramming）我们，而我们却不能理解正在发生的范式大转变。正是这个媒介在我们意识还朦胧的时候，在改变我们行为、感知、感觉、思考以及群体生活的方式。我们为之迷狂，却不能全面估量我们如此疯癫的原因。目前我们面临的危机是因为我们对这种媒体还没有清醒的认识，我们还处于昏迷的状态之中。[2]

这也许听起来有些危言耸听，现在毕竟距离麦克卢汉的年代过去半个世纪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数字媒体与印刷媒体的相遇对当下文学研究来说，依然是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历史上，印刷媒体是促成近代意义上文学兴起的很重要的物质技术因素。就本文所关心的英国文学而言，古登堡的印刷技术虽然在15世纪即由威廉•卡可斯顿（William Caxton）从欧洲大陆携带到英格兰，但印刷文化是到了18世纪才逐步影响到社会日常生活，从而促进小说、诗歌、散文等多种写作文体的近代化发生发展，以及包括18世纪晚期19世纪早期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全面展开。[3]当然，20世纪数字媒体时代的来临并不会全面代替印刷文化，以及后者所塑造的社会形态和意义形式，但印刷文化与数字媒体文化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历史发展，数字媒体的到来“重新媒介化（remediate）”了印刷文化所塑造的社会形态，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局面。[4] 

文学从物质形态上来说，必然与书写及其传播和社会化相关。柏拉图早在其《斐多篇》中就提出，书写是人类记忆的帮助，但同时也会导致人类记忆的萎缩。在柏拉图看来，书写是一种新的技术，会带来对已有社会秩序的挑战，“书写戏仿了在场；它是非人性的，缺乏内在性，破坏了本真性的对话，是非个人化的，不承认对话双方的个体性；并且，书写内容在流传时是混乱的、超出了所能管理范围的。”[5]  也就是说，在柏拉图记录下来的苏格拉底对话中，两名对话者相互聆听，充满着对哲学和知识的爱，关注的是灵魂的事情。对柏拉图来说，一旦诉诸于书写，对话对象是谁就变得无关紧要，交流的过程中也就无所谓情感的投入；如果仅仅注意到知识流传的物质形式，就会忽略知识本身也是一件思考的实践，忽略了知识中人性的层面；如果仅注意到知识的物质形式，会使得知识流传的物质方式取代人类的灵魂而成为知识的主体。柏拉图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也是传统人文主义者长期以来否认知识生产和传播中技术和媒介力量的原因。[6]  

在柏拉图之后的西方传统中，与本文相关的另一个断面是17世纪。麦克卢汉的学生瓦尔特•翁（Walter J. Ong，1912-2003）195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系统，空间，与文艺复兴象征主义中的智性》（“System, Space, and Intellect in Renaissance Symbolism”） [7]。瓦尔特•翁注意到西方在早期近代的历史阶段，发生了“从古代到近代想像知识方式最大的转换”，即知识从“话语及听觉及个人”置换为“观察和视觉和物事”。这开启了思想方式转向“视觉，而非听觉的类比”。知识发展的模式成为了从个体对事情的观察活动那里获得结论，而不再是聆听教师的教导和参加什么对话。根据翁的考察，与这种“知识论的视觉方法（epistemological visualism）”同时发生的还有两件事情：一是“从亚里士多德空间观到哥白尼空间观的转换，”一是“活版印刷的使用”（Ong 232，228）。翁认为语词被放置于印刷纸页的空间中，语词的声音沉寂下来。这样，印刷产品的纸页就成为了意义和知识的载体，书籍的名称也由先前向读者致辞的形式，转换为“标签，就像是盒子上的标签一样”（Ong 228-229）。这种知识流传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知识本身。如果书本可以“容载（contain）”知识，那人的大脑呢？“人的头脑可以‘容载’知识，尤其考虑到人文与科学知识一个个的区隔，它们可以彼此‘容载，’它们都‘容载’语词。话语容载句子，句子容载短语，短语容载字词，而最后字词容载观念”（Ong 229）[8]。 这时，知识发展模式更多与视觉阅读活动相关，而不再是聆听对话。

瓦尔特•翁在其学术名著《拉米斯：方法与对话体的衰落》（Ramus: Method 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中还指出，早期近代的欧洲，书籍不再仅仅指向或重述事实，而是可能“像盒子一样封闭事实”[9]。这一点也被学者查德•威尔蒙（Chad Wellmon）所观察到：人文主义的兴起和语文学校勘技术的提高使得“对古代手稿、注释和评论进行细心研究”变得可能，从而能更好地理解古代世界，能帮助读者与古代的道德典范相遇。一方面，“这样的研究同时也会削弱古代文本的权威性”，“印刷传播文化造成的去稳定化效果”[10]。也就是说， 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文本的生产逐步进入工业化的状态之中，语文校勘学技术的提高使得古典语文学者们开始为古代文本的权威性焦虑。另一方面，近代文学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产生出来的。[11]

我们从瓦尔特•翁及麦克卢汉的分析中，能看出自早期近代开始，印刷文化成为知识生产和意义创造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而近代文学的产生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化都是发生在这个历史过程。其中包括近代的美学和感受形式、个体性、公共空间、民主政治生活方式等等方面。我们可以很有理由地相信，麦克卢汉对于数字媒体与古登堡以来印刷技术的学术兴趣，是他对于媒体与社会、美学、技术之间关系的迷恋。对他来讲，媒体是与人类感官、物理世界、社会生活领域互动的技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当代发生的数字技术媒体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印刷时代产生的近代文学及其研究，也必然会影响到由印刷时代以来形成的知识生产机制。

其中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阅读行为。它在当前数字媒体时代不同于印刷文化时期，模式更为广泛，涉及更多种媒介，所参与的感觉也更为密集。具体到文学研究，著名理论家N. 凯瑟琳•海勒（N. Katherine Hayles）就曾写道：文学研究讲授媒体形式中的阅读素养，包括印刷和数字媒体，通过文本细读、超阅读［hyper reading，指与电脑相关的阅读活动］和机器阅读实践，集中在模式、意义和语境的阐释和分析上。阅读总是由复杂而多样的时间活动构成的。在由字词、图片、声音、动漫、图像和字母构成的二十一世纪阅读素养环境中，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何为阅读，以及它是如何操作的。[12] 

实际上，即使是印刷文化时代的阅读也非是自然的，比如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默读”这件事情，当它首次在18世纪的英国发生的时候，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就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13]   

而且值得关注的是，除了阅读的媒介发生了变化外，阅读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欧美学术界1980年代发生的有关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其实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反映。由于受1960年代以来平权运动身份政治的影响，文学文化经典受到了质疑。由于其作者常常是死去的英格鲁撒克逊白人男性，这些经典被认为是充满了文化殖民话语权的。出于“多元性”（diversity）和“混杂性”（hybridity）的文化政治诉求，许多后殖民、少数族裔、边缘群体的文学作品进入大学课堂，以实现文化多元性和身份政治平等。这股潮流在北美人文学科内部引发了许多的讨论。纽约大学英文系从事英国早期近代文学文化研究的约翰•盖尔利（John Guillory）教授认为：“对于文学经典问题最好的理解，是将其作为文化资本形成和分配的问题来看待。更为具体地说，就是一个是否拥有文学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权利问题。” [14]文学经典形成的问题更多是关于“文学素养的支配和一直在进行的文学课程设置的现代化，”而非有些人认为的“文学作者的社会身份问题。”[15]  对盖尔利教授来说，文学是一个历史政治范畴。尤其当文学研究的对象会涉及到非文字的人类艺术品的时候，文学研究与文学之间的必然联系会发生变化。作为书写的文学概念主要被确定为欧洲近代通俗写作，这必然与近代民族国家问题密切相关。[16]如果我们考虑到媒介所涉及的政治、技术和美学方面的社会变化，那么并不难推断说数字媒体环境的到来必然会引起由印刷文学及其研究的改变，以及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各种学科体制和知识生产方式的改变。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盖尔利教授决定将其发表于美国现代语文协会（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会刊千禧年特期上的短文命名为《文学的时代》（“The Period of Literature”），这里不无伤感一个时代的终结之意。

数字人文将阐释学和计算机科学结合在一起，风靡美国各个大学，许多与之有关的新的学术项目建立起来。支持者认为，这种方法比传统的人文研究更注重当前社会发展趋势，强调开放性、团队协作性，提倡人文研究者要具备建设性思考和实践能力，需要熟悉数据管理和可视化，从而促进文学研究和新技术互相交融。在反对者看来，数字人文是保守势力，不注重阐释，不鼓励知识上的怀疑，只注重管理和以实验室为主的实践。较为代表性的批评意见刊登于2016年5月1日的《洛杉矶书评》，题为《新自由主义工具（及档案）：数字人文的政治史》（“Neoliberal Tools (and Archive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Digital Humanities”）。它认为，数字人文并不是它所号称的使用数字或量化方法来回答人文领域中的研究问题，只不过是将技术知识定义为一种人文知识，并认为这种知识会高于其他形式的知识，推行以计划和lab为中心的学习和研究，以取代阅读和写作。[17]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Milwaukee）分校“21世纪研究中心”的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教授甚至认为，数字人文的出现和迅猛发展使得传统人文学科中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等政治和社会问题研究让位于代码、界面涉及和脚本语言，这是新自由主义理念在大学校园中的实现，会激化美国高等教育中已经存在的人文学科的危机。[18]

注释

[1]作者简介：姜文涛，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校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博士，浙江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漫长的18世纪（long eighteenth century）印刷文化与情感研究，文艺理论和比较文学，数字人文。联系方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866号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310058。电子邮件：wjiang0425@zju.edu.cn。本文作者感谢南京大学艺术学院陈静老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鼓励和耐心。基金项目：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2] Han, Byung-Chul, In the Swarm: Digital Prospects, trans. by Erik Butler, The MIT Press, 2017, Kindle Edition, Kindle Locations 58-64.

[3] 关于英国18世纪印刷文化与近代文学兴起之间关系方面的研究，最为基础性的文献可以参考比如James Raven “Publishing and Bookselling 1660-1780,” in John Richetti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1660-1780, Cambridge UP, 2008, pp. 11-36, 及Paul Keen ed., Revolution in Romantic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Print Culture, 1780-1832, Broadview Press, 2004，还有Paul Keen, Ina Ferris eds., Bookish Histories: Books, Literature, and Commercial Modernity, 1700-1900,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4] 关于“再度媒介化（remediation），”参见Jay David Bolter and Richard Grusin, Remediation: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MIT Press, 2000.

[5] John Durham Peters,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U of Chicago P, 1999, p. 47.  Quoted from Chad Wellmon, Organizing Enlightenment: 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Research University, Johns Hopkins UP, 2015, p. 23.  

[6]参见Chad Wellmon, Organizing Enlightenment, p. 24.

[7] Walter J. Ong, “System, Space, and Intellect in Renaissance Symbolism,”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18 (2), 1956, pp. 222-239.

[8] 关于Ong的这些观点，引自Clifford Siskin, System: The Shaping of Modern Knowledge, The MIT Press, 2017, pp. 27-29.

[9] Walter J. Ong, Ramus: Method 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3, p. 313. 参见Chad Wellmon, “Sacred Reading: From Augustine to the Digital Humanists,” in The Hedgehog Review, Vol. 17 No. 3, Fall 2015.

[10] Chad Wellmon, “Sacred Reading: From Augustine to the Digital Humanists,” in The Hedgehog Review, Vol. 17 No. 3, Fall 2015.

[11] Wellmon, “Sacred Reading.”

[12] N. Katherine Hayles, How We Think: Digital Media and Contemporary Technogenesis, The U of Chicago P, 2012, pp. 78-9.

[13] 参见William St Clair, The Reading Nation in the Romantic Period, The Cambridge UP, 2007.

[14] John Guillory, 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 The U of Chicago P, 1995, p. ix. 引自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出版的LiteraryLabPamphlet 11（https://litlab.stanford.edu/LiteraryLabPamphlet11.pdf），2017年8月29日。

[15] John Guillory, “The Period of Literature,” in PMLA, Vol. 115, No. 7, Special Millennium Issue, Dec., 2000, pp. 1972-1974, p. 1972.

[16] John Guillory, “The Period of Literature,” p. 1973.

[17] Daniel Allington, Sarah Brouillette, David Golumbia, “Neoliberal Tools (and Archive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Digital Humanities”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neoliberal-tools-archives-political-history-digital-humanities/#!), 2017年8月28日。

[18] Richard Grusin, “The Dark Side of Digital Humanities: Dispatches from Two Recent MLA Conventions,” in Differences: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Vol. 25, No. 1., pp. 79-92, p. 81.

主编 / 陈静 徐力恒

责编 /  顾佳蕙

美编 / 傅春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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