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壹Lab：记录数字媒介之日常，反思科技与人文精神
01Lab: Archiving digital lives, reconceptualizing sci-tech and the humanities

作者简介：

艾伦·刘（Alan Liu），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英语系杰出教授，研究方向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化理论、数字人文。专著包括《华兹华斯：历史感》（Wordsworth: The Sense of History, 1989）、《酷的法则：知识工作与信息文化》（The Laws of Cool: Knowledge Work and the Culture of Information, 2004）、《地方性的超验：后现代历史主义与数据库研究论文集》（Local Transcendence: Essays on Postmodern Historicism and the Database, 2008）和《与过去为友：数字时代的历史感》（Friending the Past: The Sense of 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 2018）。

译者简介：

汪蘅，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自由译者。

本文是艾伦·刘教授未完成书稿（未包括注释及参考书目）中的一部分，书名暂定《反对文化奇异性：数字人文和思辨的基础设施研究》(Against the Cultural Singularity: Digital Humanities 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Studies)。本书旨在对数字人文的发展做一种策略干预，节选为书稿开头部分，涉及数字人文及思辨的批评潜力。在此，特别感谢艾伦·刘教授授予《山东社会科学》“数字人文：观其大较”专栏此文的中文版权，这是该文首次在纸质媒体上刊出。作为作者，艾伦·刘教授依然拥有此文的所有版权。

转载已获得授权，原文刊发于《山东社会科学》

我在2012年的论文《数字人文中的文化批评何在？》（ “Where is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1】之后，呼吁数字人文的研究和发展应由学术、教学、行政、支援服务、劳动实践，甚至高等教育发展和投资策略等与社会相交的方式赋予其实质并影响这一方式。其中，学院与其他社会部门相交的一种渠道便在于共享而又竞争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它既是象征性的也是工具性的。在未完成书稿《反对文化奇异性：数字人文和思辨的基础设施研究》(Against the Cultural Singularity: Digital Humanities 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Studies)中，我首先列出方法论框架，以理解数字人文如何发展出思辨的基础设施研究模式。其次简要介绍几种能帮助或引导数字人文发展的基础设施（不只是历来所谓的研究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最后思考数字人文如何促成对目前技术、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观念的改进。

1 作为文化场景布置的基础设施与后基础主义（postfoundationalism）的数字人文文化批评方法

第一步，为数字人文搭建合适的方法论框架用于思辨的基础设施研究，这颇具挑战，因为要考虑到数字人文成熟于20世纪晚期人文学科“理论”和“文化批评”繁荣发展之后，此处我（大体上）将这些理论一并列在“批判”（critique）的名义下。数字人文这方面的后来者身份体现在前几年本领域关于“黑客还是闲扯”（hack versus yack）的争论中。数字人文学者主要应该编程、建造或制造（make）（即“黑客”）？还是应该以一种和规范的人文学科研究（即“闲扯”）颇为类似的方式批判地阐释过去和现在的信息媒介并将其理论化？本质上，这场争论并非真的将理论化的批判对立于其他内容。相反，争论将数字人文置于晚期人文批评（late humanities critique）两个分支的岔口。一个是“黑客”分支（有时称为“思辨制作”[critical making]），与“物论”（thing theory）、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拼装理论（assemblage theory）等类似的晚期后结构主义理论有关，但具体而言往往更务实。另一个是“闲扯”分支，起源于不无关联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解构理论、福柯的“考古学”、文化唯物主义、后殖民理论、性别和种族理论等批评传统——尤其是当这些理论都因媒体研究而发生了改变时。

简而言之，问题不在于数字人文是否应包含理论化批评（theorized critique）。某种层次上，尤其在某些分支，这个领域仅仅因为属于当代人文学科范围，便已经这么做了。相反，问题在于哪种批评恰如其分独属于数字人文且目标明确。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批评不仅能让这一领域协助主流人文学科作出批评，而且不用数字人文方法就无法实施？这样的方法对技术的反思性使用就是思辨地了解和影响当下文化的条件的一部分，而不只是种辅助手段。

我认为问题的答案是在基础设施层面上进行并通过基础设施表达的批判。“基础设施”，即既能让人类经验得以实现，又能对这种经验加以限制的社会及技术环境，如今和“文化”概念本身一样有着大体相同的规模、复杂性和普遍文化影响。实际上晚期现代性时期生活和工作的大部分或许都发生于某种组织机构内，机构规模上对基础设施的体验（被电网等全国性或区域性基础设施或互联网等全球规模基础设施加强）是在操作层面上（operationally）对“文化”的体验。换种说法，“基础设施”这个词现在赋予我们对社会复杂性的普遍把握和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人试图从其万能词汇“文化”中寻求的一样。想想数字信息时代起始时制作的反乌托邦电影如何通过突出基础设施来刻画整个文化，如《银翼杀手》（Blade Runner, 1982）和《疯狂麦克斯》电影系列（the Mad Max films, 始于1979年）。前者以交通和媒体技术界定闪耀的黑色城市景色；后者以燃料和供水系统界定沙漠景观。这些影片预示了现代晚期基础设施如何日益成为文化的“场景布置”（mise-en-scène）。日常生活让我们沉浸于与交通运输、媒体及其他基础设施的遭遇，它们不仅中立地传达文化体验，还可见地成为我们文化体验的一部分。因此晚期现代性是汽车文化、有线电视文化、互联网文化、智能手机文化，以及任何类型的“酷”文化，我在《酷的法则》（Laws of  Cool）【2】一书中研究过，这其中的“酷”是“智能”技术和知识工人二者产生的文化影响（cultural affect），后者使用智能技术变聪明，或至少看来如此。

《银翼杀手》（Blade Runner, 1982）

基础设施和文化之间这种趋同对于批评的影响或可预测如下：特别是数字人文领域，现在必须开始关注对基础设施的批评，方能有望在将来创造出与过去的伟大文化批判表达相媲美之物。将来写工人阶级形成的E·P·汤姆森（E. P. Thompson）、写白领的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写文化与社会的雷蒙·威廉斯、写规训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写性别与表演性（performativity）的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写赛博格（cyborg）的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或者写混杂（hybridity）的霍米·巴巴（Homi Bhaba）——还有其他许多可以引用的人——需要在评论中纳入对基础设施的关注，将基础设施视为那个赛博格，其制造、运作、规训、表演、性别构成和混杂正愈发成为晚期现代文化核心身份的一部分。

这种专注基础设施的数字人文文化批评的方法实际看起来是怎样的？……【3】通俗地说，我想象的数字人文基础设施思辨风格——利用本领域中已普遍存在的各种思维模式——或可称作“轻度反基础主义”（lightly-antifoundationist）的。我杜撰这个词所要回答的问题是究竟多少反基础论（antifoundationalism）——或许是“反基础工作”（anti-groundwork）（此处暗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思辨的基础设施研究有用。根据或可如下概述的三段逻辑，主流人文主义批评（丽塔·费尔斯基 [Rita Felski] 最近在对批评的批评[critique of critique] 中所指责的“怀疑的解释学”[“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往往从头到尾都是反基础主义的。

第一逻辑时刻（logical moment）中，批评认识到任何事物“真实的”“真正的”或“合法的”的基础工作（groundwork）（即基础设施），尤其是商品分配或身份指定等人们最看重之事的基础工作——是无基础的（ungrounded）。例如，尽管资源分配和干脏活所需的社会作用关系有其实质理由——为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但任何特定政治经济和社会都是任意的，归根到底也是非正当的（unjust）。政治经济和社会因此并非基础，而恰恰是——玩一个文字游戏——基础“工作”（ground works）：即使得基础运行（working the ground）的特定方式（即生产方式），由论述话语（discursive）、认知、心理和文化机制支持，确保在理性或道德基础缺席时工作继续。

第二逻辑时刻中，批评批判自己在政治经济体系中的立场，走到反基础论的第二级——这种递归效应在如今人所熟知的、后来1968年5月的忧虑【4】中得以证实，人们忧虑批评家自己也在精英主义、“资产阶级化”“复原”（recuperation）、“遏制”和多数主义身份（majoritarian identity）【5】中同谋，更别提终身教职。

最后的第三逻辑时刻中，批评寻求将同谋转为有利因素——例如让评论家处于福柯所说的置身其中的或“具体知识分子”位置，对特定机构场景起作用，把舵社会力量。有个相关观念是“战术化”（go tactical），即以米歇尔·德·赛都（Michel de Certeau）理论化了的那种方式。他认为置身在任何体系里的人都能通过自下而上的主动性挪用该体系的基础设施以作越轨之用（如他提出的城市乱穿马路的范例）。包括新媒体评论家在内的媒体评论家已将德·塞都的观念以“策略媒体”（tactical media）为名做了归纳，意指平台、频道、界面和表达能被用户挪作他用的媒体。

一般来说，数字人文遵循的方法往往只从上述批判的整体弧度中切下后面的策略环节（tactical moment）。这种切片——要把根从纯粹主义反基础论切下来的“黑客式”批评——将数字人文批评带入几种风格相似的晚期或后批评方法的轨道中（是风格而非充分发展的理论，正因为它们避开了基础理论的纯粹性）。詹姆斯·史密西斯（James Smithies）在《数字人文、后基础主义和后工业文化》（ “Digital Humanities, Postfoundationalism, Postindustrial Culture”）【6】一文中提到一种同数字人文相关的研究方法：“后基础主义”（postfoundationalism）。史密西斯从科学哲学家迪米特里·基涅夫（Dimitri Ginev）那里借用了这个概念，他认为后基础主义“这一智识立场平衡了对宏大叙事的不信任，因为它承认经过数百年磨炼并由独立验证的证据支持的方法既使无法通往真理本身，也能较之前距真理更近”。因此史密西斯认为后基础主义和数字人文很相配，如果我们将数字人文看作“连续不断的方法论和……理论提炼，所产生的研究成果作为正在进行活动的快照，而不是‘已完成’研究的终点”。另一相关论点是迈克尔·迪特尔（Michael Dieter）依据菲利普·阿格雷（Philip Agre）有关人工智研究的著作提出的“思辨的技术实践”（critical technical practice）（“The Virtues of Critical Digital Practice”）【7】，他将其设为数字人文的一个目标。迪特尔引用阿格雷：“‘思辨的’（critical）这个词在此并不主张悲观主义和毁灭，而主张对技术工作条件和目标的扩展理解……它不寻求基础，而是接受基础之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运作（workings）是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实践，并以这种持续展现的认识引导自己。”其他我所知不深但应用于数字人文的轻度基础主义观点，还包括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合成主义”（compositionism）（既不固执于知识的绝对基础也不固执于对这种基础的绝对主义驳斥，而是定于多种立场混合的、不纯的、实践性的/make-do、实现型的/can-do的合成）（“An Attempt at a ‘Compositionist Manifesto’”）、阿克巴尔·阿巴斯（Ackbar Abbas）和大卫·提奥·戈尔德贝格（David Theo Goldberg）的“弱理论”（poor theory）（用“已有工具”和“有限资源”参与“异质的探查、碎片思维和开放结局”衔接，抵抗“整体化、限制和封闭”）(“Poor Theory: Notes Toward a Manifesto”)。【8】这些轻度反基础主义方法都是策略性的，而非战略上纯粹的，因其本身的批评潜力正来自“污染”（polluting）自己同批评对象之间的接近性，有时甚或“污染”同对象间的伙伴关系。和疏离的批评（distantiated critique）不同，策略性的批评（就像词根“触摸的”[tactic]可能表达的）会发生接触。因此，史密西斯特别指出，后基础主义的作用是充当数字人文与后工业主义“互相依赖”（interdependence）和“彼此依赖”（entanglement）之间的“连接概念”（bridging concept）。确实，我补充一下，目前为止提到的作为思辨的基础设施研究“轻基础”（light foundation）的方法都一样被效率和灵活性的双重原则所包涵（如我在《酷的法则》中所表达的），而这一原则是后工业主义生产方式的二冲程引擎。可以说，我提到的所有方法都是“精益”（lean）和“即时化”（just-in-time）批评的例证，因此在精神上同“驻厂”（in-house）批评不无相似，后工业时代的公司在20世纪末开始将其设计到自己的生产线中，引人注目地为工人赋权，让他们发现情况不对时可临时“停止生产线”（或者不那么灾难性地提出渐进式的改进）。同后工业主义的这种不清不楚的接触既是轻度反基础主义方法的弱点，也是其力量，弱点意味着被系统吞没，力量则来自足够接近系统，能了解其转变（inflection）、差异和变化（change）的临界点。如果数字人文如史密西斯说的，在后工业主义中“深深纠缠”，那换句话说，纠缠不必是等同，它也是参与性批评（engagement）。

现在可以阐明数字人文中这种轻度反基础主义倾向的思辨潜力：正是这种将基础设施不看作基础和既定事实而当作策略性媒体的能力，开启了思辨的基础设施研究作为文化研究方式的可能性。正是这样的文化研究让数字人文得以在当前实现其终极因（final-cause）的思辨功能，即协助裁决学术研究的基础设施如何将高等教育同先进技术社会中其他机构的运作相连，同时也将其与后者区分。换句话说，前进中的数字人文的思辨功能是协助塑造智能的、伦理的学术研究基础设施，它不仅促进规范的学术工作（研究、教学、咨询、管理等），还能智慧地将某些而非全部价值观和实践在高等教育和当今其他强力机构间双向转移，后者包括商业、法律、医药、政府、媒体、创意产业、非政府组织等。

2 新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与数字人文文化批评的可能性

目前，尤其是希拉·安德森（Sheila Anderson）和詹姆斯·史密西斯等研究人文学科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数字人文学者所引用的对基础设施的基本看法中，最有影响的是大型技术系统（Large Technical Systems, LTS）方法和信息民族志（information-ethnography）方法，前者以历史学家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的《电力的网络》（Networks of Power, 1983）为基础，后者则源自苏珊·利·斯塔尔（Susan Leigh Star）、乔弗里·鲍克（Geoffrey Bowker）及其同仁。一份题为《理解基础设施：动力学、张力和设计》（“Understanding Infrastructure: Dynamics, Tensions, and Design”【9】，鲍克亦是作者之一)的2007年的文件是目前我看到的基础设施概念化的最佳作品之一，结合了对上述二者有说服力的阐述，这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赞助的一个研究小组提交的最终报告。

除了这些一般的基础设施研究方法，我还从这本书里借用了另一套思想组合，这据我所知尚未直接介绍给基础设施研究。在数字人文中对此也很少了解，因此在整个人文学科中亦是如此，尽管它可广泛兼容于人文学科文化批评。这个组合包括用于研究社会学中的组织机构的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方法，以及——高度一致的——用于研究社会学和信息科学中的组织基础设施（organizational infrastructure）的“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t）方法（尤其是“适应性结构化”）。合起来，这些方法探索各种组织怎样被信仰和实践的所谓载体（即文化）构建为社会机构，其中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越来越关键。重要的是，这些方法是我所说的轻度反基础主义方法的社会科学版本。这些领域的学者们“看穿”各种组织及其支持性基础设施的假定的运行理性（rationality），抵达事实：它们其实是社会性机构，这暗含了这些机构运行所需要的所有的非合理的层面。不过，和揭示组织机构和基础设施无基础的本质（好像有可能避开它们或从中脱身似的）相比，他们更有兴趣阐述并务实地引导卷入其建造和改造中的行动者和要素（agencies and factors）。因此这个方法本质上就很适合数字人文中建造、拆毁和改造的认识论。

新制度主义和组织技术的社会科学不只是好匹配，还为数字人文的文化批评提供了正合适的策略通道，因为它们专注于数字人文现存思辨力量被抑制的场所：技术协助的知识工作的机构形式。毕竟，数字人文同兄弟领域中的新媒体研究和网络批评相反，属于专注数字的人文学科工作分支，历来主要关注于改变学术机构和相关文化或遗产机构内部（以及跨机构）的研究、著述、传播和教学，而非向外部面向社会和社会正义的更宽泛评论。数字人文关乎开发分析、出版、管理（curatorial）和混合教学法的工具和实践，规模从独立项目到联邦或地区性机制不等；开创新的大学项目和中心；改变对学术生涯的常规观念（例如会纳入“alt-ac”另类学术生涯）；最终在学术领域以“合作”和“开放获取”的名义注入新的学术数字精神。这样，数字人文现有的思辨能量——有时颇为热情，乃至好斗——主要投入了此种机构议题中。例如打破封闭的出版基础设施的收费墙，就是20世纪70年代攻占大学行政大楼之文化政治行为的数字人文版。

用于理解学术机构和今日更加盛气凌人的机构（尤其是商业和政府）间关系演变的新制度主义和技术的社会结构化方法能否帮助数字人文释放其机构内部的思辨能量？这一释放是否不仅有助于推动高等教育中的变化，还能通过高等教育和调停它同其他机构关系的技术基础设施，推动高等教育为之作出贡献的大规模社会中的外部改变？（我注意到，除了关注文化，新制度主义特殊力量中有个长处很吸引人，能将其纳入对基础设施的大型技术系统分析中：它特别适于研究强势机构体系中的变化和分歧。）简而言之，数字人文现存可观的智力、理想主义和道德力量能否调整方向，从仅仅是机构工作的手段，通过对重要基础设施的介入而变成一种途径，对机构及其更广泛的社会影响起作用？

但我并不想不自量力，这也是为何我认为一种专注于机构及其基础设施的方法尤其合适。最终，数字人文领域的思辨方式不能非本真地（inauthentically）要求它超越自己的专长和任务范围为大规模社会现象承担过多责任。通过数字人文对大规模社会议题采取行动是必须为之的，但这种行动必须以创造出特定基础设施和实践作为补充，后者通过身为苏珊·利·斯塔尔所称的“边界物”（boundary objects）而产生社会影响——这种情况下就是位于学院机构和其他主要社会机构间的边界物。正是在此边界区域中——仅举一例，学者对“内容管理系统”基础设施的使用摇摆于企业“管理”（corporate managed）和 “开放社区”哲学之间——高等教育通过我之前所说的“共享而又竞争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能够最有针对性地影响其他机构并被后者影响。 正是在这种混杂的学术的、教学的和行政的机构基础设施的边界区域中，我们需要熟练而缜密的数字人文学者的关注，尽管其介入没有任何“行动主义”（activism）这种含糊名目，只是简单称为“建造”（building）。 

注释

【1】 http://dhdebates.gc.cuny.edu/debates/text/20.

【2】 Alan Liu, The Laws of Cool: Knowledge Work and the Culture of In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3】 此处作者有省略——译者注

【4】 1968年5月的忧虑，指的是1968年5—6月在法国爆发的一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群众运动，起因是欧洲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而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法国思想家福柯等都参与到了这场社会运动之中。这场风暴被认为与人文学术研究界批评理论的出现密切相关。——译者注

【5】 多数主义身份，指的是美国人文社会语境中占主流政治话语的身份，比如“白人男性。”——译者注

【6】 James Smithies,“Digital Humanities, Postfoundationalism, Postindustrial Culture,” 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 8.1 (2014), 储存时间：June 10, 2017, http://www.digitalhumanities.org/dhq/vol/8/1/000172/000172.html.  

【7】 引用于Michael Dieter, “The Virtues of Critical Technical Practice,” Differences 25.1 (2014): 216-230, p. 217.  

【8】 Bruno Latour, “An Attempt at a Compositionist Manifesto,” New Literary History 41.3 (2010): 471-490; Ackbar Abbas, “Poor Theory and New Chinese Cinema: Jia Zhangke’s ‘Still Life,’”论文发表于Critical Theory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December 2, 2008, 储存时间：April 21, 2018, https://www.humanities.uci.edu/critical/pdf/Abbas Poor Theory Still Life.pdf. 另见Abbas, “Poor Theory: An Open Source Manifesto,” Designing China Seminar in Experimental Critical Theory, 2009 (与David Theo Goldberg合作完成), 作者存档。 （本宣言有个略为不同的修订版被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批评理论学院作为项目接受。  CTI版本存档在此：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922072125/http://www.humanities.uci.edu:80/critical/poortheory. pdf.)

【9】 Paul N. Edwards, Steven J. Jackson, Geoffrey C. Bowker, and Cory P. Knobel, “Understanding Infrastructure: Dynamics, Tensions, and Design: Report of a Workshop on ‘History & Theory of Infrastructure: Lessons for New Scientific Cyberinfrastructures,’” June 2007,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Deep Blue repository, http://hdl.handle.net/2027.42/49353.

主编：陈静     责编：顾佳蕙     美编：傅春妍

关注零壹Lab，获取更多数字人文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