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壹Lab：记录数字媒介之日常，反思科技与人文精神
01Lab: Archiving digital lives, reconceptualizing sci-tech and the humanities

作者簡介

王濤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 。

最近幾年，筆者參加了許多冠以“ 數字人文” 的主題會議，歐洲的、日本的、台灣地區的，當然也包括大陸許多高校組織的會議。這些數字人文會議有一種共性的觀感:議題極為寬泛，從傳統學科的角度看，涉及不同研究領域，其差别之大，讓人很難想象竟然能够出現在同一個學術會議之上。會議的討論雖然精彩紛呈，但是由於專業差别過大，與會者很難達成專業討論的共識，無法從專業的角度給予充分回應。比如，當有研究者用社會網絡分析(SNA)的方法來研究流亡猶太人的互助網絡時，没有學者能够從德國史的角度提出SNA分析模式與猶太人研究的契合度問題，也没有學者從納粹政治史角度提出互助網絡存在的權力空間問題。

筆者在幾年前的文章中就表達過對這種現象的擔憂，最近，隨着數字人文會議愈加火爆，領域專家知識結構不對等的現象愈加突出。這成為數字人文發展的一個極大陷阱，讓人感覺似乎數字人文的方法論遠遠高於研究的問題本身:議題是否獲得了解答、解决的邏輯是否合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研究課題( 表面上) 使用了數字人文的方法。

之所以會這樣，乃是因為數字人文還没有落地到學科專業本身，也就是説，數字人文依然需要關注傳統人文學科的價值觀，討論和分析人文學科(歷史、文學、哲學等) 試圖解决的問題，而不是熱衷於奇技淫巧之“術”的層面。被視為數字人文標誌性人物之一的莫雷蒂，在早些年接受採訪時曾對數字人文發出尖銳的質疑。他的態度在當時看來似乎很難理解，而如今卻越來越能體會，在没有結合具體專業討論的時候，數字人文的意義確實值得懷疑。

那麼，數字人文是否需要限定自己的學術領域，討論“什麽不是數字人文”這樣的問題呢? 筆者一直很好奇，有一些學術領域，比如環境史、社會醫療史，從來都具有不言自明的研究範疇，研究者也不會熱衷於討論“什麽不是環境史”這個不成問題的問題。為何數字人文領域的研究者非要討論“什麽不是數字人文”不可呢?

當然，數字人文有其特殊性。儘管數字人文是一個方興未艾的學術新領域，最近幾年在國内學界也日益成為話題，但是實踐者們對於數字人文的概念還没有達成共識。大家都依照自己對這個方向的理解進行概念界定、指導自己的研究活動。中國的學術傳統講究先正其名。有時，當一個概念無法從正向進行定義的時候，從反面指出這個概念不是什麽，或許會相對容易一些。所以，我們思考什麽不是數字人文，對於我們理解什麽是數字人文顯然是很有價值的。

不過，同樣因為數字人文的特殊性，使得這個問題並不那麽簡單。單純地考慮什麽不是數字人文，然後期待給數字人文劃定一個範疇，這並不是解决問題的合理方案。

首先，數字人文雖然屬於學術新天地，但若追溯起來，會發現它有漫長的史前史。蘇珊·霍基(Susan Hockey)在《數字人文指南》中還原了數字人文的發展歷程。她把數字人文的學術史劃分為四個階段，從現在的眼光看雖不太全面，但足以讓我們驚呼:原來數字人文不是無中生有的學科領域! 數字人文的發展與技術進步和學術理念的拓展有密切關係，所以“什麽是數字人文”本身就在不斷演變的過程中，根本没有静態的標誌物。在當前勾勒出“什麽不是數字人文”的圖景，只能基於當下的技術條件和學術理念，未必趕得上數字人文本身快速發展的節奏。作為數字人文公認的史前史時期先鋒人物，羅伯特·布薩在近70年前進行的工作，跟當前色彩斑斕的數字人文項目相比，還有多少相似之處呢? 同樣是數字資料的存儲和整理，幾十年前基於磁帶介質和關係型數據庫，而現在推崇雲存儲以及關聯數據，更在積極倡導數字的基礎設施建構，但我們能説之前的項目不是數字人文嗎?

其次，之所以要討論“ 什麽不是數字人文”，主要因為在“數字人文熱” 的浪潮中，出現了一窩蜂上大項目、成果良莠不齊的狀態。一些低劣的“數字人文”研究，降低了數字人文的學術性和被學術界接納的期望值。所以，近期出現了不少質疑數字人文研究價值的言論，甚至像笪章難(Nan Z.Da)那樣，用“計算的方法反對計算文學研究”。在某些方面，這些質疑有其合理性，至少能够激發數字人文實踐者臥薪嘗膽，通過不斷取得進步來回應各種懷疑。在這樣的語境下，討論“什麽不是” 的問題，對於建構數字人文的學術標準、支援其持續性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但從另外一個方面説，低水平的、重複性的所謂數字人文研究成果，從通行的學術標準來看，也不是合格的學術研究，更遑論“數字人文的”學術研究了? 什麽是學術研究，對於嚴肅的學者而言，正如“頭頂上的星空”一樣有嚴格的道德律令，史料扎實、論证清晰、言之有物，都是各專業學者需要共同遵守的學術道義，雖然不同的研究領域在細節上可能略有不同，但肯定都有一個基本的前提，研究工作應該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可惜的是，在多快好省地發展數字人文的過程中，很多人的研究迷失在數字人文新概念、新方法的海洋。簡而言之，離開問題意識談數字人文，做出了不盡如人意的成果，這個鍋其實不該由數字人文來背，而應歸罪與基本的學術素養不過關。如果就此達成了共識，那麽“什麽不是數字人文” 的討論就顯得有點多餘了。

更重要的是，數字人文向來倡導跨學科的融合，如果非要劃分出一畝三分地出來，是否違背了數字人文開放、開源的精神呢? 在這個意義上，筆者並不認可安妮·伯迪克(Ann Burdick)等人在《數字人文》 一書中關於“ 什麽不是數字人文” 的回答，他們將“ 單純使用數字工具進行人文學研究與交流”排斥在外，這不僅跟他們將數字人文界定為“充分運用計算機技術開展合作性、跨學科的研究”存在些許矛盾，而且設置門檻的方式乃是將部分人文學者拒之門外。這種通過劃定清晰的學術領地來捍衛數字人文合法性的做法，當然是在兑現“數字人文宣言 2.0”的精神，有其可貴的價值。但是，按照伯迪克們的説法，布薩早期進行整理托馬斯·阿奎那作品索引的工作，還算不算數字人文項目呢?

當前數字人文發展的瓶頸，不是計算技術不先進、數據科學不高效，而是“ 人文” 色彩彰顯不充分。我們要吸引更多人文學者加入數字人文，從工具性的理解開始，或者“以數字的方式開展人文研究”作為起步，然後帶來工作方式的改變以至於思維方式的飛躍。這才是數字人文能够得到縱深發展的正確途徑。

第三，當前人文學科的學術環境和評價體制，决定了數字人文還遠没有做好回應“ 什麽不是”的準備。數字人文不僅從方法論上帶來了人文學科的改變，對個體學者的工作方式也帶來了質的變化。傳統學者崇尚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强調研究過程的獨立性以突顯原創性。但是，數字人文的工作方式完全打破了人文研究單槍匹馬的狀態，不僅主張團體作戰，而且需要協同合作。但是，人文學術界還没有出現對這種工作狀態給予合理評價的機制。

對於一位要在學術圈謀生存的青年教師而言，在 SSCI 一區的刊物上發表一篇署名第三作者的論文，還是通過獨立研究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一篇論文，哪個更有利於自己的晉升呢? 答案不言而喻。另外，數字人文有著比傳統的研究論文更多元化的學術發表形態。一個網站，一個APP，一個數據庫，甚至微博裡不超過 140 字的一段話，都可能是基於數字人文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傳統學術量化的評價指標體系裡，這些通通不算成果。許多項目制的數字人文課題，最合適的成果發佈平台未必是核心或權威學術刊物;學者為完成考核指標而炮製出論文，傷害的反而是數字人文研究的學術品質。但話又說回來，青年教師是否有勇氣不發論文，不申請課題呢?

因此，在學術制度層面的設計還没有完善的前提下，數字人文實踐者不得不既要顧慮傳統學術評價的指標，又要懷抱數字人文跨界創新的理念，這就只能在夾縫中推進數字人文的研究，甚至退而求其次做出不倫不類的成果。不是數字人文實踐者們不够勤奮，而是他們不得不負重前行，付出雙倍的努力。在現有學術背景下，過多强調“什麽不是”的問題，只能束縛個體研究者的學術雄心，却對整體大環境的改進無能為力。如果我們過分强調“什麽不是數字人文”的追問，只能將板子打到個别實踐者的身上，而對學術機制毫無撼動;殊不知，挨板子的實踐者也是體制的受害者。從長遠來看，這不僅對數字人文本身的發展不利，而且可能對人文研究的整體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筆者一直以來都在課堂上教導學生，如果數字人文是一種方法，那它存在的價值是為了幫我們解决問題;如果把數字人文作為打開研究思路的一種途徑，實現所謂“ 數據驅動” 的過程，那麽使用數據挖掘的方式找到隱藏的問題之後，也需要回歸到學術語境中，合理進行“論证驅動” 的過程。所以，没有問題意識，急就數字人文，不過是夸夸其談。正常的邏輯是，遇到了需要解决的學術問題，在尋求答案的時候發現，數字人文提供的方案效果還不錯，那麽我們就用起來。哪怕是你用wget下載了網絡資源，用文本挖掘“遥讀”了一堆文獻，都屬於能够被數字人文接納的範疇。如果反其道而行，研究者僅僅是被數字人文燦爛的前景所吸引，想趕個學術時髦，方法先行，為了數字人文而數字人文，那就本末倒置了。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在筆者看來，就是許多數字人文的研究没有成熟的問題意識。用詞向量的方式來尋找文化中的偏見，就是很好的案例，如果在研究過程中没有强烈的問題意識，再好的工具也僅僅是算法而已。

數字人文領域知名學者艾倫·劉(Alan Liu)在很多文章裡鼓勵大家，數字人文需要擴展批判性思考的範疇，雖然數字人文學者不乏對元數據的批判性思考，但鮮少延伸到對整個社會、經濟、政治或者文化領域的批判。艾倫·劉强調的批判性，當然是人文知識分子賦予自己的神聖職責，然而數字人文的工具性層面，並不會天然具有批判性。正如人文學者用電腦寫作，但電腦作為書寫工具不會天然被賦予批判性一樣。批判性的缺失，充分説明數字人文也有其局限性，在某些問題上無能為力。從本質上看，殺牛刀在普通的屠夫手中就是一把殺牛刀，但是在庖丁手中就如同藝術品能够遊刃有餘;數字人文在善於思考的研究者手裡才會是一件學術利器，而不單純是一門“ 技藝”。

總而言之，“什麽不是數字人文”並非當務之急的問題。對個體學者而言，拿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做出有學術價值的數字人文項目;對學術共同體而言，創設數字人文更合理的學術環境，才是未來發展的必由之路。這需要所有數字人文的實踐者們共同努力，像傳統學者那樣堅守學術道義，深耕專業，不忘初心。

主编：徐力恒     责编：任苗青     美编：任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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