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拉德·麦卡蒂2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编者按：
在这篇文章中，麦卡蒂旨在为人文计算的实践者提供“一个与众不同的、可以信奉的专业神话”。他认为，要更好地理解学界对人文计算的要求，就需要隐喻、故事和迷思。他一开始讨论了三种传统的隐喻——树木、草皮和中心，然后从人文计算的角度发现了三者的不足， 继而提出“群岛”这个替代性隐喻。“群岛”隐喻最品著的特征在于能够拉开它能创造的东西和它所引起的“人类学上重大事件”之间的距离。不论是对构建学科迷思的讨论，还是对“跨文化相遇”的强调，本文对人文计算的界定实现了新的突破。在本书的其他部分，我们将会看到对这两个主题的另外一些看法，例如，将数字人文描绘成“大帐篷”。然而，从两方面来看，还有很多研究工作需要做：协作在数字人文中处于核心地位，但是鲜有关于数字人文协作在社会的、人力的和理论方面的论著，正是这些方面将数字人文与其他学科区分和联系起来。本文是有关于此的一个重要的起点。
摘要
虽然计算在研究中的作用时常被忽视，或者必须被体面地掩藏起来，但是计算之于人文的社会接受度已经不再是很大的问题了。真正的问题在于，在由学科的草皮政治界定的学术领域中，人文计算的潜力被严重约束了。如同早期的计算机科学，人文计算目前还并没有被当成一个完整的学术领域来看待、评价和资助。在本文中，我试图找到造成这种狭隘和片面的观点的思想起源。从草皮政洽这个隐喻到学科中的关键概念，我将追根湖源，寻找一些理想的隐喻，并从中选取一个可以信奉的专业神话。
通过精心的发掘，人们可以揭示一些古老的隐性结构。但当我们依据我们的生存环境来确定基础性的话语系统时，我们不得不质疑在我们耳边回响的、与我们想说出来的话混在一起使用的言语，然后，考古学……就伴随着锤锤打打开始发挥作用了。（Michel Foucault, ‘On the Ways of Writing History’,1998, p. 293）
我对耸立在头顶之上的世俗建筑没有兴趣，只对它的构建基础有兴趣。我喜欢在那里劳动，手拿铁锤，与知识分子、理想主义者和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肩并肩，握住一根结实的撬杠，不时地撬动，让整栋大厦动摇。某一天，当我们有足够大的力量和足够多的铁锹时，我们会把它撬翻。（Jack London,‘What Life Means to Me’, in Revolution and Other Essays, 1909）
例如，最近在笔名为伊万·特里布尔（Ivan Tribble）的教授所著的美国《高等教育纪事》中表达的恐惧3。特里布尔教授写道，一位应聘者被发现拥有博客，由于“（根据博客所示）这位博主的热情根本不在于学术，而是在软件系统、服务器硬件和其他新奇技术的细节”，他（或她）就不可信任。“我们的新雇员不能在工作几个星期之后將我们抛在脑后，沉迷于计算机科学”。就眼前来说，特里布尔担心求职者教授是没错，但是这个设想的场景不太可能，我们倾向于将它视为保守派的愚味想象而不予理睬。其实，他的反应听起来像是一个领域否认另一个领域的学术严肃性，这种情况如此常见以至于让人厌烦，尤其是以话语为中心的学科对动手实践学科的不屑。“粗鲁的机械人员”被自认优越阶层傲慢地漠视，看来这种情况在我们身上依然存在。
但是特里布尔的例子不止于此。套用培根的话，问题不在于资深学者“如同小孩害怕走进黑暗”一样害怕改变。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给年轻的激进继承者留下的社会制度。从人文学计算的角度来看，这种制度体现了一种有问题的思考方式，没有将知识与技术性工作的社会接受度直接联系起来考虑。已经可以看到的深层次问题就是数宇人文对计算的显著潜能与现存的学科结构之间无法匹配所感到的沮丧。（例如，考虑一下计算如何在人文学科找到自己的地位，或者评估小组如何考虑它们在科研上的潜力4。）鉴于这种不匹配，特里布尔对于被抛弃的恐惧看上去没那么荒谬，甚至是很务实的。热衷挑战的同时对计算的潜力感到激动的人会禁不住逃离守旧的、知识枯竭的人文学系，去努力开发那些潜力吗？5计算机科学，连同分子生物学是“学术界发展最快的部分”（Mathoney, 2002, p. 27），它渴望有价值的问题，正逐渐成为一个大学科6。像“情报学”或“图书馆与情报学”等学科也不落后，事实上，可能还是更好的归属之地7。
像恐惧一样，沮丧并不总是愚味或者焦虑的表现，它意味着确实存在愚味或令人不安的制度。
制度化研究（institutionalized research）的阴暗面导致我们狭隘地看待计算对于人文学科的重要性，我在文中将寻找造成这些无知的原因。我以乔治·拉科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輸逊（Mark Johnson）的观点开篇，他们认为隐喻在我们看待世界和行事的方式上具有基础性作用。我认为隐喻对我们的知识结构具有塑造性的影响，同时我认为弥漫于学科思想中的隐喻干扰了我们理解学术计算在体制层面上对我们要求的能力。我想用特定的地形塑造的想象来更好地隐喻，然后通过將隐喻扩展成叙事，提出新的专业神话的源头。我论述的神话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除了更好地叙述人文计算在学术中的作用之外，我对这个神话没有特别的想法。我的目的就是给神话提供更多例证。
为了阐释拉科夫和约翰逊的观点，我用“神话”来表示人们信奉的故事，用“创造神话”来表示对人们的行为构建可辨识叙述的过程。我认为这样的神话的作用不是决定命运，而是类似于水手在航行中遇到的顺（或逆）风和水流，有一定的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允许智慧有灵活发挥的空间，可以对航线和航速施加影响，由此使世界形状呈现得更加清晰。同样地，同E. H. 贡布里希（E. H. Gorbricb）一样，我认为隐喻不具有某个寓意，而是具有“适合于象征性用法的特质”（1971, p. 13）。隐喻含有各种用法形成的历史，这个历史帮助我们发现那些并不一定依附于隐喻的特质。如贡布里希所说，“特所有象征符号视作密码的诱惑”打开哲学、历史学、心理学问题或隐秘动机的钥匙很强大。我们在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思想图景最适合我们的目的？每一个思想图景能为我们做什么？它的象征轨迹是什么？ 问题的焦点在于，我们如何提出一个能够满足实践需要的故事去讲述。在这里，我只能肯定地说，要理解并向他人解释一个人的专业工作,故事是必不可少的。对一个人的专业生活做最深人的了解，并且锻炼自己讲故事的能力，才能讲好一个故事。保守派的反应还告诉我们： 早就应该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扣人心弦的故事了。
拉科夫和约翰逊认为，隐喻不仅是思想的非凡之花或者活跃精神的产物，而且是思维根植的士壤8。偏见使我们习惯于将隐喻视为朴素语言的修饰。隐喻也许有用，但归根结底是可有可无的。通常，我们把隐喻降格为富有想象力的某些东西，如诗歌。当我们深人挖掘日常语言时，我们可能看到所谓的“死”的隐喻；但是，正如这个标签所示，我们往往认为它们是朴素语言的基岩形成的化石——虽然在历史上很有意思，但已经死了。这样，我们通常视为隐喻的东西就变得清晰和显而易见了。拉科夫和约翰逊将我们的注意力重新转移到了这些所谓的化石上，展示了它们如何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伊恩·哈金（Ian Hacking）对学科性评论道：“古老的意义在意识知觉层次下仍在延续，这太奇怪了”（2004）。本文中，我不会探究为何它们仍在延续，只是通过援引拉科夫和约翰逊的话来质疑我们似乎无意识地使用的儿个隐喻——或者更具体地说，我们（我认为，错误地）努力地用来构建的计算与人文学科的关系的隐喻。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假思索地从我们的学科先辈们那里接受的比喻词汇和意象并不适用于描述计算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且因此造成了很多困惑，浪费了精力。重复格尔茨的话来说，让学者们来纠正这种情形再合适不过了。
我尤其要强调一种普遍的倾向：认为学科性的隐喻是基本真实的术语，描述了令人不快却又无法回避的学术政治 （acaderic Realpolitik,而不是将它视为造成和维持学术现实政治的思想认识。这个误读会带来一些问题,特别是当我们试图接纳诸如人文计算这样全新的认识论实践时。正如我想说的，我们之所以会遇到困难，是因为人文计算不适合我们建立于旧的隐喻基础设施之上的学术界。文章标题所列举的三个隐喻——树木、草皮和中心，构成了这个基础设施的根本所在。通过对这三个隐喻的创根问底，我计划将福柯的锤子（Foucauldian hammer）挥向这个基本认识。然后，我将提出第四个隐喻——群岛——作为构想一个足够包容的结构的基础，以接纳人文计算。
我猜想，如果私底下询问人文计算的实践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把他们所做的工作比作一个学科，像历史学、古典学或英语文学，或者像文本编辑这样的跨学科专业，或者像数字图书馆这样的技术实践。
如果让他们解释为什么参加人文计算这样的多学科集会（例如数字人文会议9），他们会解释说，人文计算对他们的工作有帮助，所以他们有兴趣，但回去之后他们还是会从事文本编辑、历史编写、设计元语言（designing metalanguages）等本职工作。我对他们共同的兴趣没有什么太多看法。事实上，共同的兴趣对这个领域有好处。但是，作为一种制度，这是远远不够的。计算在知识和社会效益上的强烈的共通性和协同作用还没有被考虑进来。这表明——此处已经接近了我要讨论的问题——由于学者们所处的体制结构，他们还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些共通性和协同作用。
看上去建立一个新的学科可能是稍好一点的办法。即使眼下的操作层面上的困难能够克服，但是由于学科被隔离成专家们的辖区，收益还是被大大削弱了。其他学科的表现让我们意识到，人文计算的下一步需要从为大学服务的功能和来自特定社群的一种广泛的兴趣转移到学科建设上。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将与其他学科一样主要专注于自身发展。如果有点运气又足够努力的话，它能够创造一些就业岗位；但是对于那些偶尔参加一些会议或技术沙龙的人来说，它的益处并不大，而且这些人会发现他们有家却不能回了10。
如果人文计算不能同其他学科那样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发展它，才能让它成为一项学术追求并存活下去？我们用什么隐喻去设想、构造和传播它的机制形式？
2. 思想的传统图示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研究传统的比喻修辞。正如上文中说过的，我将考虑学科话语中常见的三个词语，挖掘每一个隐喻的要义,并在现实背景下对其进行考察。
2.1树木
描述一门学问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将它称为学术的一个“分支（branch)”。这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充满活力的、有机的和合适的图示。树枝成长并分化成更小的部分，这些部分与其周围的环境形成复杂的关系。它们开花结果。事实上，在利用图形进行分类、表示相互关系及其产物时，树形结构数干年来一直都是有效的，例如十三世纪晚期,拉蒙•尤以（Ramon Llull）的百科全书式汇编《知识树》11（Arbor Scientiae）中描绘的中世纪的隐喻“知识树”（tree of knowledge）。哈金（2004）指出，树的隐喻“深深根植于人类文化之中”，虽然树状图的使用相对较晚——他认为大约在公元 500年，最早出现于西亚。
然而，作为认识论上的一种隐喻，树的隐喻将我们引向了错误的方向。它存在两个问题。首先，从时间刻度来看，树可以说是静止的：它也许很宏大，但是你所看到的就是你所得到的所有。其次，正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知识社会史》（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中指出的，这个隐喻将我们现在习得的人为的知识分类自然化了（2000，pp. 86-7）。由于其隐含的非自然性，基础创新被排除在外，结果就丧失了自然性。对于一个界定自身意图并与其他知识领域发生联系的认识论活动来说,树上没有它的栖身之所。我们需要到别处寻找答案。
既然我是为了讲故事，那么就得问问，“知识树”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叙事。图像本身要求浏览者所要做的就是注视或者思考；在计算语境中，所要做的则是执行。但是，知识表示的现代说法（树代表的不是尤以所说的教条式的真理，而是常识性的知识）要求，对我们而言，是尝试发现现代知识树（或者，在某些教条型项目里，特定的那棵树）可能是什么样子。本质上看，这个故事是试图对一个一直以来的想象进行完美的模仿，按照常理，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想象，但即使是模仿得足够好，这个想象仍然让人觉得奇怪。
2.2 草皮和相关的图示
在不那么官僚和更加政治性的语境中，学习领域是依据它们掌控的主题来进行划分的。这时，地缘政治的隐喻比较常见，例如“草皮”“领地”和相关的“边界”“墙”“围栏”，诸如此类。我们用私有财产以及用来保护或获得私有财产的手段来谈论和思考。
“草皮”指“一片草和它的根以及附着的泥土”，在中世纪用来指代财产，如在十六世纪中“从一块土地上切割下的草皮……是占有的记号或象征”（OED）。因此出现“草皮战争”。“领地”（Domnain）从先前表示的占有物转而指向了占有者，最初领地指的是寻找主人（quod ad dominem spectat），例如，贵族的私人财产。近年来，“知识域”（knowledge domain）这个词汇在计算机科学及相关领域相当流行。它是一个定义明确的领域，指的是聚集着一群能够发现某个领域本质的专家。提及“边界”（boundaries）或 者“墙”（walls）同样要谈到所有权、支配权和地域政治，以及常见的防御和进攻的行为。
对于一个新的认识论实践而言，首要的问题不在于“私有财产”的所有权。毕竟，在思想范時里并不存在所谓的私有财产。因此，占有的尝试往往是虚弱无力的。
真正的困难在于，一个经过详细勘测的、范围有限和精心规划的世界，是不被允许存在未知领域（terra incognita）的——没有待发现的事物，只有待占有的事物，它的所有分支部分都是固定的，任何改变都意味着巨大的成本。对归属关系进行清晰的区分会让人感到焦虑，并消耗人的注意力。对于一个传统的学科，边界总存在问题。正如威廉·洪尔夫（William Wulf）所说，边界表示我们的知识开始失效，因此是真正的挑战所在（1995，p. 56）。如果边界代表法律，那么学科的边界就将人文计算排除在法律之外，导致它像吉普赛人一样，没有国籍，无家可归。
这些领土的隐喻是否可能起源于欧洲的地缘政洽背景或者说与之相关呢？特别是欧盟成立之前的欧洲。看一下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在瑞士苏黎世举办讲座时的开场白，在1917年， 欧洲的各大帝国都面临着士崩瓦解的情景：
一个国家只有在它的邻国状态安定时才能发展；国家不仅需要内部秩序井然，也需要国际关系健康有序。科学领域亦是如此。伟大的数学家们对这一现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一直对相邻学科的规律和结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为了数学本身的发展，他们一直在发展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特别是物理学和认识论的伟大殿堂。（Ewald，1996，p. 1107）
目前有种观点将知识看作如中世纪的《知识树》一样固定并整体化：希尔伯特教授曾睿智地例证，所有的知识领城都是已知的，井井有条（ordentlich），余下要做的就是在特定领域内部开展调查研究，在领域之间进行沟通。今天，至少在公开场合，很少人会发表这样的观点。
但是，如哈金所说，在意识知觉层面，古老意义的延续不应被低估。例如，我们用传承的进取心一直在讨论打破学术领域边界的问题。只要我们不断地以这种方式谈论，我们就强化了那些注定存在的边界，这样我们也才可能持续不断地、勇敢地消除它们。
请再一次允许我发问，人文计算到底有什么样的专业神话？在已确立的领域的边缘生存，与边缘上的其他新成员（如新媒体研究）进行局部斗争，机会出现时与它们结盟。无疑，这不是最好的故事。
2.3 中心
我的下一个隐喻与“中心”（centre）有关，与其说它是错误的，不如说它是不完整的。把知识中心描达成学者寻求帮助或合作的场所是可以的。这种场所最初是图书馆，近来也包括（人文）计算中心，当下还有二者不断融合形成的数宇图书馆。诺斯罗普·弗莱用知识中心来指代一个学科拥有“能够扩展到其他学科内”成为“所有知识领域的中心”的潜力（1988，p. 10）。在弗莱的这种用法中，知识中心拥有巨大的力量。人们怀疑，这是弗莱对上帝存在的一种世俗化表达12（centrum ubique circum ferentia nusquam），中心无处不在，边界无处寻觅。通过内外翻转，这种解读将最终本土化的空间概念去中心化了，因此“从一粒沙里发现了一个世界”13。同时也使得世界各地的数字图书馆一起将图书馆（或其本地的表现形式计算机屏幕）变成了文献宇宙的门户。
哈金（他涉猎的思想领域，大多数人都无法匹敌，并且他对某些领域做出了贡献）描述了一个与学术生命意义差不多的概念：在好奇心的引导下，通过努力工作，在尊重他人的技能以及与生俱来的天赋的同时，将自身拥有的知识在不同领域进行应用。他问到“除了那些比你知道得多的人，或者比你更胜任的人，你还能向谁寻求帮助？不是因为你不是专家，而是因为你需要从他人那里获得帮助”（2004）。我猜想，这是人们能够找到的最具包容性的学术生命的概念。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长期耕耘的领城，或者如果地缘政治的隐喻并不合适，你该何去何从呢？ 正如我所表明的，尽管知识中心的隐喻如同个体学术生命基体那样有力量，它还是不能成为我们想要的那种神话故事。在想象人文计算（或其他任何领域）与学院基础的关系，以及人文计算与其所在的社会之间的联系上，它也提供不了多少帮助。
前面，在引用贡布里希时，我提到隐喻的特征“适合于象征性的用法”。每一个被摒弃的隐喻都具备一些能够为我所用的特质——树木界定了树枝间可以活动的空间；绘图过的领土圈定了特定的生活方式；无处不在的中心似是而非，超越了区域的限制。通过理解贡布里希,我们的思想图示变得自由，不再把思想图示视为编码好的程序，同时也不把它们视为写代码的过程。有了关于学术本质的一些片段性认识后，困惑也就少了。
正是因为这种想法，我在文章标题中提出了第四个词语“群岛”（archipelago），因为群岛具有一些特质，它能够引发大家想起海上探险的故事。这些故事明确地聚焦在欧洲，体现了转变的意识，即从一个有限的、稳定的和经过详细绘图的隐喻性的疆域（人文计算需要从中逃脱出来）向由不同文化空间组成的、分布不确定的团体转变，为实现那些难以想象的可能性提供了空间。
从词源上来看，“群岛”（意大利语中，arci 表示“主要的，首要的”，pélago 表示“深的，水坑”；法语和希腊语中，pélagos 表示“大海”）可能首次出现在十三世纪晚期，用来命名亚得里亚海（the Adriatic）——威尼斯的“主海”（principal sea），但是人们通常把它与爱琴海（the Aegean）联系起来。自从奥德赛（Odysseus）进人欧洲人的想象空间以来,爱琴海就是一个典型的探险目的地。在十六世纪早期，探险家已经开始用“群岛”来表示爱琴海的诸多岛屿或任何海域中的一群岛屿。（OED [2]）
作为隐喻，“群岛”的第一个优点在于，它不可避免地暗含着一个移动的但是不变的视角。它是一个海上的而不是内陆上的概念。第二个优点在于，这个概念里面的所有岛屿都是相互分离的，因此可以分别靠近,每一个岛屿都有一个潮涨潮落的边缘。从大海向岛屿或者任何与岛屿14相似的对象靠近，都会引发探险的故事，也都伴随着人类学上重大的相遇事件。
中中世纪中期以来，在欧洲大量的航海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大批个人在学问、求知欲、商业主义和海上劫掠等因素的驱使下投身其中。十三世纪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十七世纪是“具有敏锁头脑的海盜”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rpier）；十八世纪是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的两名船员，第一次航行中的自然主义者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和第二次航行中的约翰·亚当·福斯特（Johann Geong Adam Forster）15。贯穿这个时期及其前后，基督教的传教士，如耶稣（Jesuits）会士也与他们一道参与了探险。早在这些探险之前，古代世界的海上商人和冒险家，例如腓尼基人（Phoenicians）也早就开启了探险生活，创立了海上的帝国。
像班克斯和福斯特这样的探险家，他们的科学探索与我们需要的故事具有明显的相关性——或许比看上去的还要更加相关。譬如，司各特·阿特兰（Scott Atran）认为，像他们的发现一样，更早期的发现带来了大量的新证据，引起了大航海时代（Age of Exploration）的欧洲自然主义者的注意，挑战了广为接受的对现实世界既定的分类方法，变革性的想法由此产生。伴随着民间分类法，出现了科学分类法；在经验世界中，与其说后者替代了前者，不如说是对它的补充，民间知识对经验世界来说是不足的。虽然我们在极小和极大的物理科学中见证了同样的情况，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层面上，依靠直觉来应对世界的变化如往昔一样一直有效。正是如此，我们借助计算机实现的海量证据的掌控能力正在或将对人文学科产生类似的作用16，甚至是哲学研究也受到了影响17。与此同时，早期探索者的商业的或宗教的目的同样都有作用，就像之前从未有过互动的个体之间相互交换作品以及相互传授最佳经验一样。18
然而，学界并不总是被动地按受计算，或者作为计算变革性效果的发生地。在学界理解我们的所做所为的过程中，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指导。特别是，探险家的故事使得人类学立即发挥作用，帮助我们发现并理解了故事中的关键元素。彼得·加里森（Peter Galison）关于高度合作性科研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先例。他用“贸易区”（trading zone）这个人类学的隐喻来描述一种情形：某个学科中高度专业化的研究人员将另一学科的成熟技术（类似于黑厘子）拿来为他（或她）所用19。“贸易区”的隐喻有许多值得推荐的地方：它将众多学科视为文化存在，并由此引起了跨文化相遇的人类学想象，聚焦于话语发现，设想了交流而非利用或征服，关注人工制品从它们产生的地方向其他地方转移。20
加里森关注的是在合作者之间的知识转移，通常发生于单一的实验室中。在人文计算实践中，这样的对象（主要是形式化方法而不是应用程序）以类似的方式进行交换。区别在于，这些对象经合作开发后， 由实践者从一个项目带到另一个项目——用群岛的隐喻来看，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于是，对于人文计算，重点就落在了实践者的跨文化相遇上——按照人种史学家格雷格·德宁（Greg Dening）的表述，跨越“思想的海滩”（beaches of the mind），在一个异质的学科文化里成为人类学上的一个局内的观察者（1998，pp. 85-145)。哈罗德·肖特概括地叙述了学者与实践者之间的典型相遇特征，着重关注学术问题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哪些地方需要人种学的密切注意：理解研究对象的改变，实践者在这个变化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他（或她）的作为一种研究形式的实践。21
弗菜“泛在的中心”（centrum ubique）的隱喻强烈地暗示了这个问题最后部分的可能走向。卢博米尔·多勒泽尔（Lubomir Dolezel）指出，当专家们被迫去超越他们学科的极限时，他们通常用自己已知的知识去解读他们的发现。以文学评论家为例，他注意到在他们所谓的跨学科性中共有的归纳的同一性。
在宣称培育跨学科性时，他们给哲学、历史学、甚至自然科学以“文学的”处理；它们所具有的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被简化为当代文学写作中流行的概念，如主题、话语、叙事、隐喻、语义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当代文学界认同认识论相对主义和非决定论，知识获取和表示的普遍的“文学性”被看作其跨学科证据而广受赞誉。（1998，p. 785）
可以说，计算的“应用”（application）情况与此十分类似，就像是紧握一个流行技术努力不放的行为（例如XML编码）。弗莱所想的与此大相径庭。他说的是将一个认知结构扩展（expanding）到另一个认知结构，而不是像谚语中那个手握铁锤的人，看什么都像是钉子。22要了解这个扩展对于计算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要询问，我们能将它的认知结构看作什么，这个结构如何去适应人文领城中目标学科的结构。也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用计算的方式考虑特定的科研问题。当我们将一个领域视为可计算的数据时，我们到底在“考虑”什么？如何组织和过滤它已有的意义？这些科研问题如何受到影响？我想，答案有两个。在马文·明斯基图灵奖（Turing Award）的获奖演讲中可以找到第一个答案。他写道：“计算机科学家必领研究我们如何学习，因为他是程序概念的领主”（1970，p. 214）。也就是说，我们利用计算去程序化地思考。第二个答案，我取自大卫·基尔希（David Kirsch）《信息何时被显性表示》（“When is Information Explicitly Represented?”）的开篇一“计算是一个将隐性的信息变得显性的过程” (1991，p. 340)。也就是说，我们利用计算去理解那些能够得到显性表示的事物。
但是，不同类型的计算对待这些答案的方式也不同。根据标准的说法，计算机科学是一个以自动化为中心、数学地描述和机械地实现的概念。问题在于（援引彼得·丹宁[Peter Denning]的话）“什么能够自动化？”（1985，p. 16）。此外，从在计算机科学中占主导的理论意义上来说，关注点在于抽象的过程（计算）而不是我们用抽象的物理实例做什么（计算）。在这种情景下，基尔希的“使显性化”就是自动的推理过程如何实现的问题。相反，人文计算辦证地使用了文化人造物的程序化观点，不同于学者们所持的机械无用的观点。这些观点是利用方法去发现方法，然后查证遗漏了什么。这些观点还””关注计算，并把它当作一个学者使用计算机所能做的全部。基尔希的“显性化”（比如在XML编码或者在关系型数据库设计中）于是就成为将“隱性的信息”转变成计算机易于处理的人工过程。也就是说，计算人文主义者使用特定的形式化方法，对学术的理解或意图进行建模，但是在此之前，计算人文主义者关心的是能够条理化（methodized）和不能条理化之问的差距。23
当如上所述的常用方法无法满足一个理论设计，而且必领回到什么将被条理化的问题去寻求解答时，实践者的理念就得到发展的机会。想一想一个复杂文本的数字版本，它要有一个去中心化的框架，该框架要允许对文本的不同概念进行建模（cf. MeGann, 2001，pp. 53-74）。但是，由于大量编码带来了错综复杂的细节，而在探索建模的有限时间内缺乏控制和操纵它的手段，所以密集编码在努力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中阻挠了目标的实现。许多人都很清楚，用一个未编码的文本重新开始要比搞清楚已经应用的传统方式容易得多，我们可以根据新方案对编码进行定位和修改。关系型数据库提供了控制细节的有效工具，但是它也让学术构建者无法按照文学批评的惯常进行逐字批判了。简而言之，这两种技术在对版本理论进行条理化的尝试中均有所不足，这就指向了一个新技术——也就是，一个扩展的知识结构。
曼弗雷德·塔勒尔（Manfred Thaller）表达了一个观点，即事实上， 所有我们经传承而得来的惯有的应用在某种程度上都无法匹配学术实践的要求，因此对形式化方法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是很必要的（2001，2004）。这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对学术工具与人造文化产品的相互作用不断地、辩证地再思考的过程。
在文章《深度游戏：巴厘岛斗鸡笔记》（“Deep Play: 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中，克利福德·格尔茨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当在和村民一起观看违法斗鸡活动时，遭遇了警察的突袭搜查，他和妻子当下立即决定同当地人一起逃跑而不是利用尊贵游客（Distinguished Visitors）的身份逃脱处罚，由此获得了村民们的亲近（1973，pp. 412-17）。格尔茨将围观者和他们围观的斗鸡称为“完完全全的超个体”；除此之外，他并没有对这个重要的选择作出解释。作为超个体的一部分，也许这两个来自异域的观察者在他们做出与村民们一起逃跑的选择的同时也已经变成了参与者。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离开了，并且把这个故事带给了其他地方的人，随同故事一起传播的还有扩展到另一种文化认知结构内部的一些必要的方法。
4.荒野之地
本文最初写作的澳大利亚背景给了我合适的机会去尝试公开回应困扰了我一段时间的问题：正如我努力说明的，欧洲传统中的学术地缘政治的结构一直都严重制约了人文计算发展的可能性，该去哪里寻找它的替代品呢？在上文中引述的大卫·希尔伯特的帝国的隐喻十分有力，让我第一次注意到地缘政治学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儿乎同时，在两个澳大利亚人的作品中出现了一个替代品。第一个是格雷格·德宁的民族历史编纂学，由对南太平洋探险的研究所拼成。这个作品中出现了一个包容的概念——学科诗学。根据经验，不同的学科常常具有不同的形式24。学科诗学的目的就是将我们从这种看法或设想中解放出来。借助伊恩·哈金对推理风格的兴趣，我邂逅了阿拉斯泰尔·克龙比（Alastair Crombie）的关于欧洲文化的比较历史人类学，特别是它对“如何发现，而不是发现什么”25的想法。在目前的环境下，克龙比的工作是关于局外者视角的重要实例——如哈金所说，在日本教学以及访问他的出生地澳大利亚时跨越亚洲及其海洋的经历中26，他的这种视角得到了强化。于是，我想，如果我们将学科视为模糊的、联系松散的文化场域，将人文计算视为探索者，那又会如何呢？因此，群岛的隐喻唤醒了欧洲文化历史形成时期的记忆，间接地成全了克龙比所说的“从更远的视角去理解欧洲”（1994，p. xii）。
关于澳大利亚的猜想还有另外一个古老的想法有助于阐释我的观点，即发现和筛选故事是现阶段努力的方向。第二个想象是小说家大卫·马卢夫（David Malouf）在他的博伊尔讲座（Boyer Lectures）中所说的“大陆梦”（land-dreaming）——欧洲本土居民对欧洲后来者的“海洋梦”（sea-dreaming）的补充（1998）。大陆梦与相关学科研究之间建立的联系来自德宁。在其学术生涯的沉思中，德宁写道：“由于我们对人文的狹隘观点，我们曾经以为一个学科——譬如历史学、政治学甚至经济学——处在学术的中心，现在我们认识到，我们和一大圈的观察者都处在学术的边缘”（1998，p. 139）。格雷格·德宁对海洋梦想家的研究最为著名，布菜船长是其作品《赏金》（Bounty）（1992）中的著名人物形象。在该作品中，我认为他是作为一个大陆梦想家在讲述，从一个环形的周围 “事物的边缘”看向一个常见但是无法占有和危险的无主之地。马卢夫向我们确认，这是对大陆岛的一种典型的理解。例如，在与他同时期的小说家蒂姆·温顿（Tim Winton）对于海滨生活的沉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观点。温顿怀抱着海洋梦写道：“澳大利亚人被大海包围，身后潜伏着沙漠——在两条战线上应对神秘的战争” （1998，p. 36）。
所以直奔主题：如果我们用德宁的隐喻来构想学术——像和一个存在边界但是无穷无尽的正好相反的“泛在中心”相遇——我们到底将人文计算置在何处？这个隐喻能为我们做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需要富于想象力地抓住那个正好相反的中心。马卢夫的短篇小说《杰克斯河湾》（“Jacko's Reach”）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它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地方的不凡特质，即地理上是本士的（细节和经历如此丰富），而实际上又无处不在。杰克斯的河湾是郊区的一片野地，“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地方，没有任何特殊点，和其他地方没啥不同”（2000，p. 95）。河湾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本土的动物和鸟类在其中来来往往，还有随风漂泊数英里的种子，伴随着这里一片、那里一片的黑暗，它像影子一样笼罩着安定的土地。它是难以管理的黑暗区域，通向居民们摒弃的记忆，通向他们难以驾驭和令人不安的睡梦，惊扰他们的晚梦。
故事开篇，这片士地将要“被清理和开发”。之后的规划是“建立一个新的购物中心，为年轻人配备了滑板坡道，两个泛光灯照明的夜间网球场；在河边建一个文化遗址步行道 （Heritage Walk），两旁种上本土的杂交植物”。但是，如他所说：
在（杰克斯河湾）上进行建筑开发的可能性在这个想法刚产生的时候就被阻止了。它代表的事物是如此私密，因此绝对不能公开。它所承载着的经历即使被埋藏在记忆深处，我们仍在这里成群结队，接触，激动，突然弹跳开，对着电火花大笑。必须得有这么一个地方。
如果只有一片野地，那么我们就将它变成一个这样的地方。如果他们要将它拿走，我们就在脑海中将它保存。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就创造一个。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叉（pp. 99-100）。
确实，从永恒的角度看（sub specie aternitatis），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方式，或者说能存在的方式。（通过寻求一个答案来重新提出我的问题）如果我们是那个地方的学者，或者我们将自己放在那样的位置上， 人文计算除了在那个地方还能在哪儿？ 海洋梦首先关乎的是天文和气象，它需要往返航行。它的重点是探险者——因此在这里给了探险者优待。相反，大陆梦不是看向星辰和风向，也不是仪表、地图和航海图，而是看陆地和地面。因此，人种志媒体艺术家金·麦肯齐（Kim McKenzie）最近与人合作出版了一本关于安巴拉士著的书，这些士著是生活在阿纳姆地的“河口的族群”。麦肯齐写道：“通常……他们突然将目光从平坦的陆地转向一些细节，如一种海草（Jiwurl）的星形图案，或是一种翠鸟（Jorn）闪现的五彩斑斓”（Gurrmanarana et al.，2002，p. xii）。杰克斯河湾不是一片平淡无奇的平地，仅仅是普通郊区里面的一块灌木丛林地，但是它“深人地寻求这一块四英亩半土地一直属于的荒蛮，没有测量文书、所有权证书或市政委员会的法令有终止它的权力”（p. 99）。如同广袤的平地，它是一个有着细小的、偶然特殊性的地方——一个挂坠手链上掉下的小埃菲尔铁塔，或是你的第一个打火机⋯⋯或是别人没有提醒过你的其他什么东西“，一个“用自己皮带在红木上上吊的”人（p. 95）。河湾上的这些矛盾的事物挑逗着人们去尝试调解它们，但同时也注定失败，由此表明了“如同树的粗糙树皮般真实的神秘”。按照马卢夫的说法，这种神秘是人类生存的引擎，“我们存在的方式”。
群岛强调跨文化的相遇和交流，因此赋予计算实践一个社会神话去信奉，另外许多专业学术评论也对它产生了影响。作为德宁的环状的学术边界，杰克斯河湾相反是内向而不是外向的。它强调以某种方式给予事物的顽固性的特殊性，让我们有明显的冲动去科学理性地解释它。它服务于学者努力从数据中推断出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沿着模糊到清晰的连续路径——如果诚实地裁决，那么这些数据就至高无上。即使不暗含,它也不支特对探索式沉思的叙述，它为德宁的学科圈腾出了大量的空间。
我重复一下我的答案：在这个特定的大陆梦的隐喻框架内，除了在河湾，人文计算还能在哪，作为这个地方存在的精神——或者这个地方本身？我说过，我们需要不断发问，人文计算实践者到底在做什么？我讲这几个故事的目的是拋砖引玉。
注释：
1.献给席妮德·奥沙利文（Sinead O'Sullivan）。
2.维拉德·麦卡蒂（2006）。首次发表于《文学与语言学计算》，21（1），pp. 1-13.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纽卡斯尔大学文学与语言计算中心举办了“2004 计算文科”会议，本文最初是在本次会议上做的全会报告。见http:// www.newcastle.edu. au/centre/allc/ca2004（链接失效——译者注）。感谢会议组织人休·克雷格（Hugh Craig）教授的善意和耐心，感谢不记名评审激励我对第一稿进行政进，感谢约翰·布罗斯（Jobn Burrows）关于词汇内涵的建议。所有的 URL均已在2005年7月29日之前进行了核实。
3.http: //chronicle. com/jobs/2005/07/2005070801c. htm，2005年7月8日。
4.关于招聘广告的典型例子，见Hurnanist, 19 (151), lists.village.virginia.edu/lists_archive/Humanist/ v19/0150. html。关于工作的在线数据库，见Academic360，www.academic360.com，注意它们的结构和搜索工具中的符号学。关于资助和评估构架，见下述的各项计划：（1）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科研评估的Units of Assessment（RAE 03 2005，pp. 35-6），见 www. rae. ac. uk/pubs/2005/03；（2）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的Research Subject Coverage；（3）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Research Fields, Courses and Disciplines Classification, 见 www.arc. gov. au/ htm/RFCD_codes.htm（链接失效——译者注）；(4）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研究委员会的Standard Research Grants Selection Committees，见www. sshrc. ca/web/about/ committees/standard_research_e.asp（链接失效——译者注）。索尔·费舍尔（Saul Fisher）是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carned Societies）奖学金项目的主管，他指出该协会基于资助目的的处理方式是将“人文计算视为可切分进传统的人文主义学科”。这是一个传统的观点，因为它通过主题对学科进行界定；这个观点很实用，因为它反映的是组织的现状。它的“核心投入是面向人文主义的学术研究，定义的方式（区别于计算或任何其他自然或形式科学）”。发挥作用的原则是“以研究的人文主义领域而不是使用的方法（人文主义的或其他的）来确定具体的人文主义学科”（2005年8月7日的私人邮件，经允许后使用）。
5.关于这个问题的陈述，见麦甘恩（2005）。
6.the Future”，1994）与米切尔（Mitchell）、井上（Inouye）和布卢门撒尔（Blumenthal）（2003）。
7.约翰·昂斯洪斯（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研究生院）指出“学术交流、知识表示、信息获取、文化记录保存和信息组织与分析”的共同点（2015 年7月23日的私人邮件）。
8.拉科夫和约翰逊（1980）。他们的观点和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关于神话的观点类似，利用隐喻来构建：“关于自然的传统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人类不像动物一样直接地生活在自然之中——不存在那种高尚的野蛮人——而是在文化的包襄下，它影响了我们与自然相处的方式”（1990，p. 247）。
9.这个会议的前身是ALIC/ACH或ACH/ALLC, 见www. digitalhumanities.org的社区板块。
10.注意，我在这里不是要终结学科性，或者用多学科、跨学科来完全替代它，只是传统的情形不适合人文计算。
11.scientiae。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个意象在人工智能的分支知识表示中很常见；见索瓦（Sowa，2000）的封面纸套和第4-5页，以及参见“知识树技术”（The Tree of Knowl edge Technologies），见www.topquadrant.com/1q_tree_of_knowledge. htm（链接失效——译者注)。在网上搜索可以看到，这个意象展示了许多关于知识是什么的观念。关于知识表示和人文计算，见麦卡带（2005），pp.30-31。
12.译者注：出自《二十四哲人书》。
13.我先从阿尔韦尼（Alverny）（1965，p. 297）引用了阿兰·里尔（Alain de Lille, 1128-1202），然后又引用了威廉姆·布菜克（William Blake）的《天真的预言》（“Auguries of Innocence”）。
14.“岛站”这个词可以用来指由水部分围绕的土地，甚至可以指横跨水域接近的土地（OED）。
15.引述出自两位普雷斯顿（Preston，2004）的著作。感谢带英西·梅森（Timothy Mason）、弗吉尼亚·马奇士（Virginia Knigbt）、雷托·斯贝克（Reto Speck）、帕特里夏·加洛威 （Patricia Galloway）等提出的建议（Fumanist，19[136]，p. 140）。
16.约翰·布罗斯和他的同事在计算文体学领域所做的工作提供了最清晰的例证——原则上也适用于其他许可，虽然实际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计算与各个学科当前目标之间的匹配度。见施莱布曼、西门子和昂斯天斯（2002）中由克雷格和布罗斯所写的章节。
17.例如，见哈金（2005）。
18.我在这里所描述的基本上在其他地方被称为人文计算的“方法共同体”；见麦卡蒂（2005，pp. 114-57），特別是表3.1。
19.加里森（1997），特别是第九章，但是也见第一章和3.11，6.7，6. 11，8.1，8.5，8.7小节。
20.在这里我只能强调将流动物品的重要性传递给供应商、学生和工具制造者。如加里森所说，跨文化的流动沙及“部分的剥离，即意义（不完全的）消除”(1997，p. 436）：虽然物品进入的文化不了解它的本意，没有关于它的运作的理论，或是具有不同的理论，这个对象继续发挥作用并且以特定方式存在。这就引发了相关的问题，首先是独立于我们关于它们的概念，对象所具有的意向性；其次是我们如何理解这些对象。
21.麦卡蒂（2005，pp. 121-9）将肖特的来访中关于这个主题的精华部分转录成文字。
22.这个谚语有大量的版本，传播广泛，其中一些属于企业家和政治家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1870-1965），因此有“巴鲁克观察”之说。动机性治疗师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1908-1970）在马斯洛（1966，pp. 15f）中使用了它。亚伯拉军·卡普兰（Abraham Kaplan）将它称为“工具法则”，指出作为训练的结果，它不可避免，同时推荐“最大可能的广泛技术的应用”（1964，p. 28-9）。感谢约翰·拉瓦尼诺（Jobn Lavagnino）提供这个参考。
23.明确表示的问题很困难，基尔希在文章的结尾指出“由于我们常常将明确性视作数据结构的本地属性，即不需要研究它所嵌入的系统就能够得到确认”（1991，p. 363）。在人文计算中，“系统”是使用计算机的学者。
24.见德宁（1996，pp. 35f）关于书写历史“关心的是经历的真实性而不是观察者的资历”，“将关于历史的所有闸释学维度的反思性话语描述为文化物品，这是最具包容性的方式”。
25.克龙比（1994）；哈金（2002，p. 178）。
26.哈金（2002，p. 198）；参见克龙比（1994，p. 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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