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rn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in Comparative Musicology Research —A Digital Humanities Study of Wang Guangqi’s Thoughts in Comparative Musicology

Date: 2026-03-16

作者:宁玉锟

一、研究背景

  随着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音乐实务队伍的专业化、学术化,音乐领域的务虚性、理论性工作成为必要。而当中国近代音乐走向30年代,面对音乐研究这样一门鲜有“传统”的学问——尽管“礼乐教化”始终存在于儒学的暗面,但是相比于其他人文学科中根深蒂固的经史传统仍然显得更加紧密地同欧风美雨结合——初创的音乐学也就更富于“转型时代”的特色。所谓转型时代,如同张灏所指出的,“是指一八九五至一九二〇年初,前后大约二十五年的时间,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故而现代的政治理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因一部分音乐学的草创者的努力,得以更无阻拦地融入对音乐艺术的反思之中。

  由于本土音乐学理论的缺位,将现代音乐学理论引入中国即意味着产生同西方“比较”的视野,甚至于完全借用西方理论对民族艺术进行解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在王光祈手中得以创立。

  所谓“比较音乐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采用跨文化比较的视野对音乐进行研究的学科;由于其比较方法中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视野,今日的音乐学研究基本摒弃了这一视角,代之以“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的方法。但是在20世纪前期,欧洲中心主义的前反思时代,比较音乐学的视野依然有其历史的作用;特别是,为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的体系化提供了指向。但王光祈并非单纯坐而论道式地进行实证研究,由于其早年从事少年中国学会之政治运动的出身,他的著作附上了其个人独特的政治理念和取向。他在《东西乐制之研究》的“自序”中所即:“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

  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学所考察的主要是历时性的音乐学,具有史学的性质;而如同中国近代新史学对民族国家的发现一样,他的音乐学同样具备了近现代的政治意识,同样融入了近代思想史的脉络之中。因此本研究拟借用思想史的研究法,对其音乐学研究中的现代政治意识展开研究。

二、数字方法概说

  文本探勘工作的研究对象,选取四川音乐学院主编《王光祈文集》(音乐卷),由巴蜀书社于2009年出版。编集者对王光祈文章做了分类:中国研究、西方研究、比较音乐学研究;以“跨文化视野”作为框定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原则,则其编集有所遗漏。最终选取了以下材料作为基本的语料:《音乐与人生》《欧洲音乐进化论》《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东西乐制之研究自序》《西洋音乐与诗歌》《东方民族之音乐自序》《各国国歌评述》《评卿云歌》《音学自序》《论中国音乐》《音乐在教育上之价值》《中国乐制发微》《论中国记谱法》《中国音乐短史》《音乐与时代精神》《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中国音乐史自序》《千百年间中国与西方的音乐交流》。

  为了展开文本运算,对结集出版的文献材料,首先进行“光学字符识别”(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OCR)。显然,OCR所得的文本并非完全正确,故采用汉语语料处理模型HanLP中的自动纠错功能辅助纠错,在去除谱例、标点符号、外文注释和成篇幅引用等无效信息后,得到约12万字的原始文本。然而原始文本依然并不能直接进行语料处理,需要进行译名标准化(如“白堤火粉”改作贝多芬、“瓦庚来”改作瓦格纳等等),专业名词标注(“调子”标记为旋律、“协和”标记为和声等等),由此原始文本的用词得到规范化,可以用于逆文档比较。

  中文语料处理的基础是分词,经过验证,HanLP分词算法与Jieba分词相比,Jieba分词的准确性较高,故采用Jieba提供的分词算法将原始文本划分成词。以便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三、数据的处置——关键词选取

  目前主流的关键词提取算法有两种,其一是词频—逆文档频率算法(TF-IDF),对于词频(TF)的计算采用公式为“词频=某词在文档中的出现次数/文档总词数”,而逆文档频率(IDF)的计算公式为“逆文档频率=log(语料库文档总数/(包含某词的文档数+1)),最终得出关键词的TF-IDF积。此外另一种是TextRank算法,主要思想在于将文档看作词的网络,其中的链接则代表词与词的语义关系,利用这样的共现信息即可抽取关键词。但试验发现,TextRank并不能把握其语体特征,且由于硬件算力的限制,拟采用对算力要求较低的TF-IDF算法。使用TF-IDF确定的关键词和TF-IDF值如下:

1:语料库中TF-IDF值最高的15个词语

序号

关键词

TF

IDF

TF-IDF

1

音乐

293

0.000445

0.130482504890923

2

西洋

80

0.000539

0.043144004097535

3

中国

197

0.000203

0.040060601549810

4

谐和

53

0.000752

0.039847467918164

5

主义

66

0.000523

0.034493524241239

6

乐队

54

0.000563

0.030379669140415

7

乐谱

39

0.000697

0.027177965202432

8

进化

38

0.000705

0.026800581062094

9

我们

114

0.000228

0.025969654613882

10

半音

30

0.00086

0.025798479270437

11

音阶

37

0.000652

0.024135678623507

12

节拍

37

0.000644

0.023817962848276

13

吾国

25

0.00086

0.021498732725364

14

德国

56

0.000371

0.020786882924441

15

国民

36

0.000574

0.020672902711493

  在TF-IDF算法中,词频(TF)是指某个词在文档中出现的次数。简单来说,它衡量的是某个词在当前文档中的重要性。逆文档频率(IDF)衡量的是某个词在整个文档集合中的重要性。它通过计算包含某个词的文档数量,来降低在许多文档中频繁出现的词的权重。通常,出现频率越高的词,其IDF值越小。因此比较TF值同IDF的乘积,即TF-IDF值可以使得在某些文档中频繁出现的词得到较低的权重,而在某些文档中少见的词得到较高的权重。

      TF值可以反映著者对某一特定对象的关照;而尽管IDF在算法中主要的作用是过滤“的”“了”这些常用的无意义词,但其数值亦能反映材料著者不同于一般类型文献的关照。综合比较这些数值,是具有思想研究的意义的。

四、数据的释读——关键词解析

  语料库索引软件AntConc提供了高速的词汇检索与列表、词频统计功能。将分词后的语料导入AntConc后,可以使用簇(Cluster)功能实现关键词语境的确定;由于材料在写入时已经按时序排列,可以使用索引节点(Concordance Plot)功能确认某一关键词频繁出现的大致时间。借用AntConc的功能,可以展开关键词在语境中的分析。

  除开作为核心议题的“音乐”,“西洋”“中国”是材料中TF-IDF值最显著的两个词语。根据数据可以观察到,尽管其逆文档频率较低,由于其较高的TF值仍然具备了显著的意义。此外还有TF-IDF值同样较高的“德国”,反映其赴德留学的亲身经验。

  没有“他者”自然没有比较,由于学科历史的局限性,20世纪初期,比较音乐学中“欧洲”是唯一的“他者”。调用HanLP社区提供的情感分析,不难发现王光祈对西洋音乐的态度非常正面。这种情况是由于比较音乐学中的“柏林学派”的影响,王光祈20年代赴德后,考入柏林大学,开始系统地研习欧洲音乐学理论。而使用簇功能进行检索“西洋”“中国”发现,二关键词常常出现于“音阶体系”的论述中——这种研究方法实则来自柏林学派以“科学方法”记录世界音乐的主张。

  尽管其使用的表达与符号是西方式的,但其强调中国音乐、乃至于整个“东方世界”的音乐都有其独立价值,应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样的理想与尝试可见于《东方民族之音乐》。

  当严复译介《天演论》并广泛传播时,“线性历史观”得以引入中国。传统上,中国史学以循环论或者崇古论为纲。但是,20世纪初音乐的发展并没有遵从线性历史观的预言,其时音乐领域或是以崇古为要,或是尝试“春之祭”式的不为人普遍接纳的创新。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他依然坚持以“进化”论音乐的观点,始终带有严复思想中“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痕迹

  “乐谱”“半音”“音阶”“节拍”“音程”“谐和”这些专业术语,同样在关键词中具备很高的地位,其中一部分词语来自萧友梅、黄自等人在世纪初十年的引介与翻译,结合原文所附外文注释来看,也有王光祈本人从德文的直译——这些并未成为标准译法。这是王光祈对民族音乐现代阐释、科学阐释的尝试,承续了五四时代进步主义的框架

五、结语

  如前所叙,王光祈的探索是同中国近代人文学术的一系列论争相呼应的。中国音乐历史体系的建立回应的是“中国无历史论”而严谨的律学推导回应的是“中国历史停滞论”。此外,“礼乐的下放与国民教育回应的是国民意识的成立。中国古代有所谓“乐教”思想,王光祈到德国,就见证了德国民众性音乐事业的完善,使得他坚信通过“工读互助”未能实现的“革新思想、改造生活”事业将由音乐来完成。因此在他的留德年代里,对音乐的社会功效始终多加关注。这种对艺术的社会价值的关切,是对他在致力于施行调和主义的运动以后,对“少年中国主义”的扬弃。在德国的他,自称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国家主义者,他的“礼乐兴国”也就是所谓“创造的、科学的、社会的生活”的继承者和实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