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壹Lab：记录数字媒介之日常，反思科技与人文精神
01Lab: Archiving digital lives, reconceptualizing sci-tech and the humanities

姜文涛，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校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博士，浙江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漫长的18世纪（long eighteenth century）印刷文化与情感研究，文艺理论和比较文学，数字人文。联系方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866号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310058。电子邮件：wjiang0425@zju.edu.cn。

技艺，知识流传与新的研究范式

这样的大型学术研究项目并非是希斯金和沃纳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他们对于文化研究的批判以及对于人文学科发展与当前社会现实之间关系认真思考的结果。《此即启蒙》并非偶尔。在大约同时期，美国人文研究方面出现了多个类似的研究项目和主题。比如2004年美国人文研究顶级期刊《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杂志上刊登了由芝加哥大学多位著名学者主编的 “知识流传的技艺”（“Arts of Transmission”）专刊，[1]美国近代语文协会会刊（PMLA）2006年刊发了“书籍史和文学观念”（“The History of the Book and the Idea of Literature）专期[2]，以及由杰弗里•威廉姆斯（Jeffrey Williams）和马修•克申鲍姆分别提出的量化转向（quantitative turn）和数字人文转向（digital-humanities转向）等，[3]这些都是新的媒体技术文化环境下人文学科研究整体上转型的一个体现。

芝加哥大学詹姆斯•钱德勒（James Chandler, 英文系，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阿诺德•戴维森（Arnold I. Davidson，哲学系，福柯研究专家）和安德里安•约翰斯（Adrian Johns，历史系，英国及西欧书籍史研究）在他们合写的《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杂志“知识流传的技艺”（“Arts of Transmission”）专刊的前言中，承认“知识流传的技艺”（“Arts of Transmission”）这个专刊名字来自于培根，以此来强调“我们所知取决于知识传播到我们时代的具体流通实践”[4]。培根意义上的技艺既包括基本的身体活动比如聆听和言语，也包括较为复杂的逻辑和辩证法，还包括我们“今天认为的媒体和交流方式，如口语性、书写和印刷”。他们提出，正如培根所察知的早期近代历史时期“知识流传的技艺”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需要发明新的方法论一样，我们也处于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开端，需要发明新的“技艺”来创造、传播和保留知识。这不仅仅是比如印刷技术和互联网这样的物理装置，也包括可以通过学习掌握到的或者是前代人传下来的技术或者手艺。[5]钱德勒、戴维森和约翰斯也注意到了不同的流通文化（比如印刷文化、口语文化、手稿文化、数字或信息文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历史过程。他们呼吁在研究媒体、实践以及思维的时候需要一方面注意到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情况，一方面注意到知识论层面上恒久不变的属性（“epistemological constancy”）。[6]

同样也是在2006年，哈佛大学英文系研究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利耶•普莱斯（Leah Price）教授在美国近代语文协会的会刊上组织了一期“书籍史和文学观（The History of the Book and the Idea of Literature）”的特刊。她在其写于卷首的《引言：阅读事务》（“Introduction: Reading Matter”）中承认，虽然书籍史、印刷文化、媒体研究及版本目录研究（textual scholarship）各自早就存在了，但最近这几十年以来这些研究之间出现了某种联合。这份较有影响的特刊中的作者们对抽象意义上的“文学”以及“文学性”做了一定程度上的反思，认为这是早期近代的笛卡尔思想的影响，使得我们不去注意印刷品的外相、手感甚至是味道等物质性，因此提出在各种媒体融合的今天，学者需要具有一种“新物质性”的眼光，以书籍史、印刷文化和媒体研究的角度反观作为一种抽象理念的文学。[7] 

综合而看，以希斯金和沃纳教授对以理论和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泛政治化反思，在美国大学英文系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提出的文学研究的新方向方法以近代历史上的印刷文化为参照（或者说他们以当代数字媒体文化为参照反观历史上的印刷文化），体现了对我们所处时代知识生产形态的历史性思考。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数字媒体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与18世纪中期之后印刷媒体在西欧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具有某种程度的历史可比性。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和文学文化研究机制及知识形态产生于18世纪，在19世纪前半期成为大学教育之中的一个学科，从而完成了文学知识生产的机构化，这与印刷文化这种技术媒体的历史发展关系密切。我们如今所面临的媒体环境提供了一个很有参照意义的历史框架，使我们得以在这个历史框架下重新回到历史上发生类似媒体技术变革的历史时代（即18世纪的印刷文化），并以此为出发点反观今日现实。

结语

与本文有关北美文学研究几十年以来的学科史考察相关的，是希斯金教授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博士毕业的背景，他是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拉尔夫•科恩（Ralph Cohen）教授1970年代的学生。科恩自1967年任教于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于1969年创办了具有世界声誉的学术期刊《新文学史》。一方面，科恩对于电子媒体的到来对于写作技艺的影响具有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科恩从来并不特别在意新奇的事物，他所在意的更是如何去界定何为新、何为旧。[8]科恩将“历史”与“文类”并置在一起，这是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通过分类法来理解变化，甚至去理解分类的方法是怎样在历史中发生变化的。[9]在英语文学研究处于危机的时刻，这种方法尤其有用，可以帮助我们重返两百年前由于印刷文化的爆发而产生英文系的历史时刻，并勾勒出一种有关“媒介化”的历史。[10]希斯金认为，科恩所强调的“文类”即是“媒介化”的形式。观念从来都是通过形式流传，也就是说，观念流传的形式即是“文类，”而不同“文类”的划分、归类即是“媒介化”的行为，这种行为“产生了同一和差异的等级系统”。“媒介化”行为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方，比起抽象的观念来，是可以较为容易地得到确定的，这样的研究也是可施行、可操作的。“媒介化的历史”可以提供一种新的方法，来思考科恩一直敦促我们关心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包括“大范围内的物体、形式、技术、机构、互动等”，而并不仅仅局限于非常传统的诗歌、喜剧、小说、散文等具体的文类划分。

科恩对于“文类”考察的强调通过希斯金的传播,，成为了数字人文与文学研究学者所关心的一个重点。苏真和霍伊特•朗通过“细读”和“机器习得”的方法，对“英语俳句”（English Haiku）这一北美与东亚跨文化文学文体的辨识及其流传进行了考察；安德鲁•派博以奥古斯汀的《忏悔录》对卢梭之后自传体写作的影响为出发点，通过数据模型分析，界定了十九世纪欧洲小说史及小说阅读中一种“信念转变小说”（“conversional novel”）的文体，并由此试图建立一种“计算阅读（computational reading）”的阐释学（Piper 6）。[11]这些对新的文类的界定和考察是建立在计算模型以及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的，这些“新文类”的出现将会影响到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知识的重新划分，会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造成冲击。

希斯金和沃纳以当代的媒体环境为出发点，通过历史地讨论近代文学研究的兴起，提出了自己对于文学研究和人文研究方向性的思考。他们对于当代数字媒体环境和近代印刷文化与近代文学及其研究发生学的历史相仿性思考，也许能说明许多较为传统的浪漫主义文学学者纷纷转身投向媒体研究及数字人文研究的新方向。比如研究英国浪漫主义的加州大学杰罗米•克里斯滕森（Jerome Christensen）转向了好莱坞电影研究，英国浪漫主义华兹华斯研究学者加州大学学者艾伦•刘（Alan Liu）转向了数字人文及“跨媒体识读”（transliteracies），研究英国浪漫主义的芝加哥大学詹姆斯•钱德勒（James Chandler）也在从事早期好莱坞电影的研究等等。这些人文研究职业转型的例子除了能说明这两个时代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历史相仿性之外，也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人文学科研究大转型的一个症状。而数字人文这股学术潮流也许是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这种学术潮流也正在进入北美的人文学传统之中。

注释

[1] 都引用了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参见The Re: Enlightenment学术计划的“牛津协议”（“The Oxford Protocol”）（http://www.reenlightening.org/protocols/. 2017年6月8日。）中对“Stuckness、”“Mediation、”“Protocol、”“Platform、”“Fiction”等几个关键词的界定。 

[2] PMLA, Vol. 121, No. 1, Special Topic: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and the Idea of Literature.

[3] Matthew Kirschenbaum, “What Is Digital Humanities and What’s It Doing in English Departments?”; Jeffrey J. Williams, “The Statistical Turn in Literary Studie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7 January 2011: B14-15.

[4] James Chandler, Arnold I. Davidson, Adrian Johns, “Arts of Transmission: An Introduction,” in Critical Inquiry 31, Autumn 2004, pp.1-6.

[5] Chandler et. al., 2

[6] Chandler et. al., pp.2-3.

[7] Leah Price, “Introduction: Reading Matter,” in PMLA, Vol. 121, No. 1, January 2006, pp. 9-16.

[8] “Re-mediating Ralph,” p. 721.

[9] “Re-mediating Ralph,” p. 722.

[10] Ibid.

[11] Hoyt Long and Richard Jean So, “Literary Pattern Recognition: Modernism between Close Reading and Machine Learning,” in Critical Inquiry, Vol. 42, No. 2, Winter 2016, pp. 235-267; Andrew Piper, “Novel Devotions: Conversional Reading, Computational Modeling and the Modern Novel,” in New Literary History 46.1, 2015, pp. 63-98.

主编 / 陈静 徐力恒

责编 /  顾佳蕙

美编 / 傅春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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