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壹Lab：记录数字媒介之日常，反思科技与人文精神
01Lab: Archiving digital lives, reconceptualizing sci-tech and the humanities

主持人简介：

姜文涛，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研究员，浙江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漫长的 18 世纪”(long eighteenth century) 印刷文化及情感研究、文艺理论和比较文学、数字人文。

戴安德(Anatoly Detwyler)，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人文与信息文化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Information) 博士后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和数字人文。

译者简介：汪蘅，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自由译者。

转载已获得授权，原文刊发于《山东社会科学》

2018年第7期，在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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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究在数字人文中的未来如何？或者说，数字人文在中国的未来？本期对中国研究（主要是文学）中数字人文状况的思考探索了这些问题。

过去20年，在西方的大学里，出现了“数字人文”这种定量研究文学和文学史的方法。它的前期其实是一些在研究主题上互不相干的项目，只是都使用了计量的方法，后来逐步发展，渐渐被认为是一种研究领域（该领域包括的内容则持续有争论）。[1]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数字人文研究的重点大多是在有关西方国家自己的文史研究领域，如英美国家的英国文学或美国历史，并不涉及西方之外的人文研究领域，如西方中国研究。除了少数例外，西方区域研究（如西方的中国研究、东亚研究等）中数字人文研究的系统性进展一直比较迟缓。这种情况像是重复了英语系和历史系等西方大学中有关自身文史研究的“核心”院系与区域研究或比较文学等“边缘”院系间的关系，前者产生了西方自己的理论视角并进而由后者的“案例研究”生产所支撑（偶尔被挑战）。比如：西方大学中英文系生产出来的研究范式，被应用到了西方中国文学研究的具体对象中。我们认为，这种西方发展出来理论、非西方研究案例为其理论提供佐证的方式并不合理，有关非西方的研究范式会改变有关西方自身的研究。事实上，研究非西方国家的后殖民理论就对英美国家的英语或法国的法语文学产生了影响。在我们看来，随着数字人文超越北美和欧洲拼音语言，逐步在非西方语言的研究领域发展，这会对西方自身数字人文文史研究产生影响。

我们的研究工作时机也很巧，数字人文中国研究似乎正处于成长发展的重大转折点。2017年夏天我们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办了一次会议，重点是芝加哥大学文本实验室代表以及中国国内一些年轻学者的前沿学术研究。从那时起，短短一年内，数字人文在中国研究中的形象似乎发展迅速。仅举两例：今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AS）华盛顿年会的特色就是众多数字人文工作小组。例如，“作为数据库的本地地名索引：新数字方法”，亮点是做中国地名索引的长时段研究的诸多可能性；“数据化之外”，探讨了图书馆和学者在做数字分析时的合作关系；还有“过去的数据，现在的数据：作为信息史的中文叙事”，在中文文本实践的历史内，将数据化和数据作为分析这些实践的形式对其进行了考察。会上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许多个会议小组中只有一篇是数字人文方面的论文，这一现象表明了定量方法在人文研究中的驯化。在这些领域使用这些方法，而无需将一个小组（或一本书）转变为对数字人文本身的自省式反刍。

除了在AAS上出现，数字人文在中国研究中另一突出的成长标志是今年四月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的亚洲数字人文会议（DHAsia）。这是第一个此类会议，汇聚了中国专家——包括我们这期刊物的几位作者——以及东亚和南亚某些区域研究的专家，分享研究心得，反思本领域状况。这批研究项目竟能被称为一个“领域”，这本身就是重大进展。

本期刊物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两篇互补的原创文章，概述了数字人文中国研究的领域。陈静在文中描述了中国各院所中一系列研究和正在进行的项目活动。明清文学学者、莱顿大学数字人文中心主要研究员李友仁（Paul Vierthaler）讲述了北美和欧洲关于中文语言（Chinese-language）来源的研究。这些论文并非意在综合陈述，而是提供了涵盖其范围和种类的本领域简介。呈现出的机构图景以及个人和主要研究活动群组，可能构成了理解数字人文在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上的现状和未来的基础。

在这两篇文章俯瞰角度的基础上，另外两篇论文进一步阐述了以数字人文工具研究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也许是挑战。这两项研究都在去年夏天的会议上发表过，之后完善为现在的文章。其中严程（清华大学）的《女性的友谊与诗——顾太清和她的秋红吟社诸姊妹》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探讨了十九世纪清代女性作家间关系，表明这样的组合如何影响文学社会活动和生产。第二篇，《自我重复与东亚文学现代性，1900-1930》，由霍伊特·朗（芝加哥大学）、戴安德（哥伦比亚大学）和朱远骋（宾夕法尼亚大学）合著，展现了更具合作特性的数字人文工作的实例，作者们分别是日本文学研究者、中国文学研究者和统计学专家。本文用信息论来测量文学篇章中的重复，并根据结果对中国和日本文学的白话提出新见解。虽然作者们主要平行处理这两个国家的文本，但这样的研究也表明某些定量技术如何提供跨语言比较的新模式。这两篇文章都为数字人文研究做出示范，从以定量方式为文学问题建立框架，到建立数据集（这两篇文章里，数据都由作者本人收集），再到界定并解释有意义的模式，这些模式揭示了关于中国的文学史的某些新东西。

本期收录的研究共同指示了中国研究和数字人文间发展中的关系，这两个领域通过持续的接触越来越紧密相联。进一步与语料库语言学和计算科学等相邻领域合作，将扩展特为中文语言和文本定制的工具、方法和软件套件。中国大学里中文系特定的学科安排似乎尤为有利，因为它将文学学者和语言学家安排在一起，北美的英语系极少见到这种方式。同时，假如研究者没有高质量的数字资料，对专门技能和跨学科知识的获取只能走这么远，这是个普遍问题，在中国研究中只能缓慢改变。我们并未在此触及这一问题。我们也只是简单谈及数字人文发展在中国国内及国外的更大背景。也就是说，数字人文与人文学科之间更广阔的关系。在西方，数字人文被当作大学的新自由化（neoliberalisation）的病症——甚至工具——而被讨伐，认为它对传统人文学科的未来构成具体威胁。另一方面，它的辩护者宣称它有潜力既扩大人文研究的潜力，又能普遍增加人文学科的吸引力。在中国，数字人文在人文学科一般情况下的作用值得更多批判性思考。尽管我们并未声称对它持不可知论，但彻底分析这一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与争论，我们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展开这方面的讨论。

注释

[1] 参见戴安德，姜文涛：《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方法：西方研究现状及展望》，《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主编 / 陈静

责编 / 顾佳蕙

美编 / 傅春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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