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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壹Lab：记录数字媒介之日常，反思科技与人文精神
01Lab: Archiving digital lives, reconceptualizing sci-tech and the humanities

作者简介：赵薇，女，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芝加哥大学Textual Optics Lab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数字人文

转载已获得授权，原文刊发于《山东社会科学》

2018年第9期，在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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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心性计算与关键人物的发现

中心性（Centrality）的计算对于小说人物网络分析之所以意义重大，通常是因为它提示了关键节点（人物）的发现。评价一个人或组织的影响力，衡量其地位的关键性或特权性，以及社会声望等常会采用这一指标。[1]中心性的形式可以分为程度中心性（或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中介中心性，以及特征向量中心性等。就目前研究而言，理应得到小说研究者关注的是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其它中心性就不重要。

 

1.   度中心性与小说“主人公”、“半真人”形象与重要历史人物的“虚构”

度中心性是最基本、最常见的用于衡量谁是社团中心人物的结构指标，可以理解为一个节点的边关系数量的加和。即拥有最多的直接连结关系的人，故事中的他/她会与最多的人建立起“关系”。在李劼人五个文本的网络分析中，度中心性最高的人物是指在各部小说的全部对话场景中，与其谋面（处于同一会话场景中）的不同人物总数最多的一位。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很可能将这样的人物认作小说的“主人公”（protagonist）。然而，与最多的人“谋面”，并不一定意味着与最多的人有最多的语言交流，发生了最深的交往关系。在加权网中，程度中心性的计算还需同时将边的权重（即两个人物历次对话发生的具体情形）考虑进来，而不仅仅是把曾经与其出现在同一会话中的人物总数加和。所以加权网一般采用的是带权重的度中心性指标，也可以用加权度数（weighted degree）来近似性地代替。[2]实际上，从现有指标来看，小说人物网络中最符合“主人公”特征的中心性，正应该是加权中心性，或者说加权度数。[3]在本研究的四部作品中，度数（度中心性）和加权度数最高的前三个人物排名分别是：

表3 度数（degree）/加权度（weighted degree）排名前三的人物

显然，加权度数的排序更符合我们对故事“主角”的期待和认定，在这一点上，最明显的莫过于旧版《大波》了。如果刨除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不计，而纯粹从世情叙述的线索来看，《大波》（1937）讲述的是一个偷情的故事，一个侄、婶之间日复一日陷入家庭内部不伦关系的故事。作者花了近一半的笔墨来写叔侄议政、婶侄调情、以及夫妇间的龃龉斗嘴，这些随处可见的琐碎对话使得黄澜生、楚子才和黄太太之间的三角关系成为网络中最醒目的标识（图3）。相比之下，楚子才的同学、供职于保路同志会的王文炳固然拥有最大的度中心性（表3），在罗、蒲、邓等士绅领导耳边提出了“罢课罢市”的关键主张，适时地充当了“引爆信管”的重要角色，四通八达的人脉让他成为沟联黄家和罗伦集团乃至军方（吴凤梧）的重要节点，甚至加权度在他之上的黄澜生还要通过他来获取同志会的消息——但是我们依然很难将他视为整个故事的“主人公”。

图3《大波》（1937）中的人物关系网，按加权度排序并作模块化分割（Modularity）（以不同颜色区分不同人物社群，节点越大表示加权度越高，连线越粗表示关系权重越大）

接下来，如果以加权度数为判断依据的话，兴许会发现仅凭阅读印象而来的某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并不可靠。例如，评论界一种较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重写本《大波》的主角不再是1937年《大波》所着力刻画的近在眼前的平凡人物，那些“直接参与变革历史面貌的人却担任了小说的主角”，[4]继而得出建国初期李劼人的“英雄史观”主导了1950年代《大波》的重写行为。那么，不妨再来看一下数据结果（表4）。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一位真名实姓的历史人物进入了前十，连发起运动的中坚力量、呼风唤雨的立宪派领袖罗伦都排在了第11位（35921）。

表4 《大波》（重写本）加权度排名前十的人物

那么，能不能就此说历史人物在李劼人的小说中仅仅充当了浓墨重彩的背景而已呢？实际上，这一计算结果的出现又与《大波》三部曲整体上的人物设计观念密切相关。1961年底，重写过《大波》（第三部）的李劼人在面对关于出场人物过多、“东露一鳞，西露一爪”的质疑时，曾以一种很重要的人物塑造方法为自己辩解，那便是来自于“古典小说”的“陪衬人”手法：

“

“所谓扶持，即陪衬是也，即烘托是也。而且我写《大波》，因为一半是真人，真人局限性大，的确不好写，为了写得透彻，写得全面，有时必须要创造几个人来，从旁发挥，笔在于此，而意却在于彼，分而观之，是两人或数人，合而观之，固一人也。比如龙泉驿兵变中，夏之时、林绍泉、魏楚藩几个是真人，其余都是创造的。假使不创造那一些人，不但夏之时“不期然而然”的行为，无法讲清楚，而且兵变的情况，也容易写来落套。再如葛寰中这个人，谁也看得出有一部分就是周善培的影子，吴凤梧这个人，许多熟悉成都故事的朋友，都晓得他身上包含有孙兆鸾的成分（孙兆鸾要在第四部分中才露面）。”[5]

”

在三部曲中，为了将重要历史人物及其所处身的整个阶级的历史面貌如实而合理地展现出来，李劼人还塑造了大量像吴凤梧、葛寰中这类甘当“绿叶”、起“陪衬”作用的“半真人”形象，他们实乃小说家最为用心的构造物。例如，充当周培善的“陪衬人”的半官半绅人物葛寰中即是三部曲中不易为人注意，其作用却不容忽视的一个关键角色。作为一名从日本考察归来、在西南一隅掀起维新浪潮的风云人物，历史上的周培善饱受争议，因而作者选择正面着笔处极少，大多以“道听途说”和将其分作“两半”的办法——通过塑造周善培的“影子”葛寰中来窥视周善培的内心意识，以达到写其本人的目的。

葛寰中究竟是不是丁未年成都革命党起义失败事件的告密者，可谓1936年版本的《暴风雨前》留给读者的一大悬念和疑点。在李劼人心中，对这一问题的揭示在某种程度上关乎改写工作的成败。改写版《暴风雨前》中，葛寰中这一反面角色由暗及明，分量明显加重，从加权度排序的变化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表5 两个版本《暴风雨前》的加权度排序

可以看到，葛寰中的加权度从旧版中的第九名（13139）跃升至新版中的第6名（20382），成为仅次于主角们的一个重要配角，是“戏份”增加最多的一个角色，足以见出这位分有了周善培最多特点的葛寰中是李劼人十分感兴趣、也十分想写好的一个半虚构的政治人物。为了弄清丁未疑案的来踪去脉，李劼人翻查了数十万字的文件，采访了十几位当事人，搜集了大量证据。[6]改写本借主人公之口，交代了王琰、葛寰中二人私下较量，抢抓革命党人的事，不仅基本采纳了江问山将吕定芳认定为叛徒的说法，[7]还将此二人明确指认为被王棪派去革命党内部做眼线的间谍。如此，便否定了当时流行的政治小说《成都血》中王琰以革命者的血染红顶子的说法，[8]以及旧版《暴风雨前》中对葛寰中的猜测，而是力图展现出葛所代表的警察局和王所代表的成都知府，这新、旧两种势力斗法背景下王琰的最终失利。而此案最终会“松”下来，则不仅得益于地方学界的倾力相助和江问山一家的私人关系，更有赖于周观察那深藏不露的“手腕”。[9]可以说，历史上的能吏周善培“两面人”的形象，是在葛寰中的“表演”和“转述”中一步一步立体、丰满起来的。

葛寰中是一个贯穿三部曲始终的人物，也是一个“通天接地”、不断将清廷和外界消息传播至川中士绅阶层的“链接性角色”（linkage），[10]一个典型的“中介性角色”。在清末厉行新政时期（1901-1911）的地方舞台上，这一兼具旧乡宦和新议员身份的群体是地方变革的隐匿主角，其做派和行状都与周观察们如出一辙。《大波》问世后，周善培为了洗清自己在辛亥四川事变中的历史形象，迅速出版了一系列自辩性的回忆文章。[11]但是他可能不知道，小说家塑造出的角色，除了明面上人人得以见到的周善培，还有他的“马甲”，那个颇有意味的葛寰中的形象在暗中帮衬，而后者却是周善培无力也无从反驳的，这正是善于避实就虚的小说家高人一等的地方。实际上，在三部曲的人物长卷中，像葛寰中一样，既对历史人物的塑造起支撑作用，又从多方位呈现了阶级风貌和历史进程的关键角色还有很多，作者对他们的重视，已然超过了小说主角，其功用无不关乎小说主旨的表达。借助于对小说人物中介中心性的计算和讨论，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2．中介中心性与中介者

对小说社会网研究来说，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居间性）可谓最有意味的一种中心性概念。[12]它关注的是某点“介于”其他两者之间、筛获两点间信息的“能力”。按社会学的说法，这种角色通常能够凭借其位置获取相当大的调控权，构成了两个或多个群组之间的重要“桥梁”，他们不一定是一部小说的“主人公”，却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是名符其实的“中间人”（broker，掮客）。[13]本研究中，在综合了中介中心性的定义以及关系的权重公式的基础上，中介中心性测量的是一个人物共同出现在其他两个人物的会话场景中的能力，可以说反映的还是在整个叙述时空中人物的流动性和活跃程度。值得注意的是，以对话情境为基础计算出的中介中心性所表明的还不是纯粹社会学意义上的交往居间能力，其深意更指向叙事行为和叙述意图层面。

图4《暴风雨前》（1936）的人物关系网，按中介中心性排序并作模块化分割

如图4所示，在第二部《暴风雨前》的故事中，郝又三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他是加权度最高的主人公，更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将故事中的四个社群全部关联起来的人物。小说叙述即以他的经历为线索串起了丁未年间种种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场景：从败落离散，主仆矛盾激化的官绅之家出来，来到吸纳各式维新志士的“文明合作社”，结识了尤铁民、苏星煌等潜在的革命分子，却尊父母之命娶了自己不爱的表妹。在妹妹郝香芸的不断鼓舞下进入崇尚新学、革命风气正盛的高等学堂后，竟被皮条客吴金廷拉进了伍大嫂生活的下莲池底层社会。在故事最后，这段姻缘最终因伍大嫂的丈夫伍平的归家无疾而终，郝又三也回归了自己的旧处境。这样一个没有根底，凡事要靠“推手”才能成行的纨绔子弟，正好成为网络当之无愧的“中心”，由他生发出的人际关系近似于一个自我中心的“星形网”（图5）。[14]

图5 郝又三的网络，按中介中心性排序

接下来，如果分别以Opsahl（2010）算法（即专门针对加权网络设计出的算法，简称O算法）和Brandes（2001）算法（Gephi所采用的经典算法，简称B算法）[15]计算三部曲人物的中介中心性并做排序，会得到以下结果：

表6 中介中心性最高的前五个人物：分别根据Brandes（2001）和 Opsahl（2010）（α=0.5）两种算法所得

可以看到，从前三名的排序来看，两种算法得出了相差并不显著的结论。[16]在此不妨再结合表3关于加权度的排序（把排名前三的人物视为“主角”）加以比较，兴许不难发现：尽管在大多数文本中，这些加权度最高的“主角”们因享有对话描写上的绝对优势，也普遍会成为最高中介中间性的角色（如《暴风雨前》的郝又三、两个版本《大波》中的楚子才），但是不该忽略的是，像吴凤梧、顾天成、吴鸿、傅掌柜、朱之洪乃至王文炳这一类不那么引人注意的次要角色，却无疑成为除主角之外拥有最高居间性的人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系列中介者形象的活动轨迹和命运设计很可能提供了比主角更大的叙事意义，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3. 中介者形象序列和地方变革的本质：以顾天成和吴凤梧等为例

 

从第一部开始，如果比较主角蔡大嫂和具有最高中介中心性的顾天成这两个人物（表6），会发现虽然身为第一主角的蔡大嫂拥有更高的加权度，她的形象在整个故事中也相当的光彩夺目, 但是顾天成的地位仍然特殊，这体现在如果将其“拿去”的话，网络可能出现的变化，即图6和图7的差异：

图6《死水微澜》的人物关系网络，按加权度排序

图7 去掉顾天成的人物关系网，按中介中心性排序

顾天成的位置之所以是结构性的，乃是因为去掉顾天成的局部网络，几乎变成几个无法相联的部分，顾天成左侧包括钟幺嫂、顾辉堂、曾师母在内的亲族邻人群体完全解体，和右侧故事的发生地天回镇之间的联系，便只能靠走失的闺女招弟来建立了。小说中的顾天成后来攀上洋人的势力，在第一时间便知悉了“八国联军逼走了皇太后和皇帝”、洋人必将获得官府的保护的消息。凭借“信息战”的胜利，他不仅赶走了罗歪嘴，还娶回象征战利品的罗歪嘴的女人，土财主成功变身为有钱有势、信洋教的大粮户，后来的团防头子。由此，顾天成的命运轨迹，正表征了由中央朝政危机引发的地方权势格局的变迁，他本人也成为庚子年成都平原上真正发生过的一系列“打教堂、杀教民”历史事件和“蔡大嫂偷情、改嫁”故事的联结枢纽。

图8《大波》（重写版）人物关系网，按中介中心性排序

图9 重写本《大波》中吴凤梧的网络，按中介中心性排序

吴凤梧也是《大波》中至关重要的中间人物，在重写本中成为除楚子才和黄澜生之外具有最高居间性的角色（表6），处在和楚子才几乎一样四通八达的网络中（图8、图9）。在这部全景式再现保路风潮的小说中，吴凤梧是来自军界的代表，一个新旧交替时代渴望出头、到处钻营的军管带和旧幕僚。吴凤梧的流动性是惊人的，闯荡江湖的兵痞生涯令他同立宪派头领、革命党人、新军政府头目、市民群众代表以及富绅们都攀上交情，他性格中的老于世故表明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交际花”、变色龙形象。吴凤梧的能量是巨大的，不易为人察觉的。他虽无太多文化，却在关键时刻站对了队，虽然没有什么真正的革命意识，却混成了调领同志军的统领，掌有了可以出头的军权和资本，重写本中亦加入了一些以这个人物为聚焦的重大历史事件，如著名的“龙泉驿兵变”就是在吴凤梧的个人感知中发生的。可见这是一个贯穿《大波》始终的长线人物。在未能完成的重写本《大波》中，他的不可预测的未来应该还有更多重头戏。李劼人为什么对这样一个角色保持了自始至终的强烈兴趣？事实上，这里涉及到一个对“革命”本质的理解问题。吴凤梧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四川军阀孙兆鸾的“陪衬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跑滩匠在反正后的新军政府中摇身变作都督尹昌衡手下的一标之统，吴凤梧这一类集袍哥、旧军人和底层游民等身份为一体的“造反者”的发迹史，某种程度上正反映了“革命”何以发生又何以含有太多未竟之志的根本原因。

从这一角度看，1937年《大波》中真正有觉悟有意识的革命主体形象是缺位的，人们没能从叙事中发现任何积极的革命性力量。像吴凤梧、吴鸿、王文炳、孙雅堂、傅隆盛……大都属于李劼人所创造的“半真人”的中介者序列，与行动轨迹更为保守的主人公郝又三、黄澜生、黄太太、乃至楚子才等人相比，他们在争路大潮的冲击下纷纷出离自己的“本位”，奔波往返于革命前后真实的历史人物和虚构主人公的生活世界之间，本该具有一定的“革命潜能”。然而，小说中吴凤梧的政治意识和觉悟却和其真正的对位性角色，那位善于弄权的交际花黄太太不差上下——只图自家安稳享乐，管他世上洪水滔天。对于吴凤梧这一类不停游蹿于各个势力集团之间、没有丝毫定见和操守的政治流民来说，“革命”不过是四处逢迎、适时站队和玩弄手段的“把戏”。

图10《大波》（1937），按度中心性排序

除了黄太太，在旧版《大波》中，吴凤梧还与中心性较高的王文炳和孙雅堂构成了信息的铁三角，成为网络中重要的消息源（图10、表6）。小说前半段，立宪派人士的全部活动需王文炳“泄露”出来，而赵尔丰府中的内幕，则要靠孙雅堂辗转传递出来。临近结尾的天下大乱之际，交代东校场兵变内情的任务，则落到了吴凤梧身上。结合当时的政治情形，此三人其实正代表了革命前夕上蹿下跳、左右逢源的三种政治势力：以孙雅堂为代表的地方旧幕僚，以王文炳为代表的“假绷革命党分子”，以及吴凤梧所代表的新军武备系军阀的前身。事实上，这三类人正是共和革命后霸据四川历史舞台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主角。在这个沉渣泛起的时刻，吴凤梧、王文炳、孙雅堂等中介者角色和小说主角黄太太一起占据了虚位以待的“革命主体”的位置，其经历和行止最形象地展现出由各地叛乱和起义仓促草成的1911年革命的“大妥协”性。[17]

4.重写《大波》的中介者形象序列和“革命网络”的发现

 

在重写版《大波》和《暴风雨前》中，像吴凤梧这样中心性较高的中介者形象还有很多，这些人物都似有原型，他们的行事动机构成了另一个重要序列。旧版《大波》中，尽管作者已经意识到了真正的革命力量的存在，但他们的活动在叙述者口中，一直是一条隐而未发的暗线。从总体上看，重写本一大变化是重识1911年的革命形势，作者把重庆方面的情况作为重要的革命推动力量写进小说。

表7 《大波》（1937）与《大波》（重写本）中人物的中介中心性排名（前五）

图11 重写本《大波》中朱之洪的网络，按中介中心性排序

在小说中，来自重庆的朱之洪看起来不起眼，出场不到十次，不了解四川革命的人可能不大会注意他，而他此前也并未引起小说研究者的注意。他在重写版中的中介中心性却十分高，紧随吴凤梧和主人公楚用之后而位居第三（表7），说明此人在网络中占据要津。事实上，当时重庆方面由于地处长江下游，与外界息息相通，革命形势好于成都。成都的革命党人自丁未年之后，便已涣散无闻，和重庆相比，丝毫看不出什么名堂来，于是，来自重庆方面的朱之洪显然成了革命党在“台面上”的代表人物。小说中，以他为代表的几个“半真人”形象穿起了最重要的叙事机关，成都的军、学、商界在李劼人笔下显得暗潮涌动。

按吴玉章的说法，重庆固然是革命重镇，“但重庆的革命党人却没有大举起事的图谋。他们只派了朱之洪为铁路股东代表，到成都去做些合法的斗争”。[18]朱之洪是最早以股东身份潜入保路运动中心的人。据熊克武等人回忆：“朱之洪以重庆股东代表至省，与曹笃、方潮珍、肖参、曾昭鲁、张颐、刘裕光、王殿飏、杨伯谦、刘泳闿、龙鸣剑、刘永年等及新军中党人密议，谓争路者日与政府言法律辨是非，政府终不悔悟，不如激扬民气，导以革命。”[19]小说的责任在于将这些干巴巴的信息情节化、网络化。（图11）于是在“这才叫风潮”等章中，人们看到的是朱之洪（叔痴）和汪子宜在股东大会会场上的配合默契，掀起了股东对端方和朝廷的怒火，此举不仅搅黄了立宪派的计划，还另他们全然不知所措。[20]等到立宪派首领蒲、罗等人回过味来，一切已经晚了，官商矛盾、官民矛盾以及官官之间的矛盾都被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更大的风潮来了。小说中的这一段叙述和《保路同志会报告》中的记载正趋同。[21]

在小说中，有同盟会背景的革命党人纷纷潜入成都，在学界和军界间建立起联络组织，暗中因势利导，推波助澜，在这个由中间角色的形象序列组成的革命网络中，与朱之洪的功能相类似的，还有更不起眼的汪子宜和一直作为“正牌”革命党人士活跃在李劼人笔下的尤铁民，以及身份始终未能勘破的王文炳等。可以说正是他们在几个关节点上将“有序争路”巧妙地推向了武装斗争。小说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搜集证据，通过增设他们的活动线索，来暗示党人对革命的组织作用，构成了重写本《大波》不该为人们忽略的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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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是将社会网络分析应用于现代汉语长篇小说研究的初步尝试。通过适用性考察、数据挖掘、计算和统计分析，还有最后的文本阐释几个环节——我们完成了从莫瑞蒂式的质化描述到社会网络的量化分析、从一般网络到加权网的进步，让初识网络分析的人文研究者们皆可凭借“远读”之法，去做“细读”的事情。

“《大波》三部曲”五个文本中人物通讯的社会网络，建立在容量巨大的人物对话基础上。通过计算较常见的两种中心性，可有助于发现小说叙事中的一些关键性角色。例如，“加权度数”与通常意义上小说“主人公”的概念更相适合。而现代小说中具有较高“中介中心性”的人物角色通常暗示了文本潜在的叙事意图。在计算这一类指标时，应该使用针对加权网络设计的Opsahl（2010）演算法，而非廖儁凡和Gephi软件所采取的Brandes（2001）算法，但是在进入具体阐释环节时，还应根据每一个文本的特征进行选择，对结果进行取舍。加权网中，中介中心性最高人物的功能和意义是什么？按照此种文本挖掘方式，在古典小说中具有最大居间性的人物，可能仅仅是个负责“串场”的角色，如《儒林外史》中的金东崖（廖儁凡，2010）。在现代小说，他/她可能是一个在角色塑造和叙述功能双重层次上都占据重要地位的人物角色。三部曲中，无论是捐官不成反失女，为报私仇而奉教、最后竟失而复得的土粮主顾天成，还是机关算尽想要跻身上流的吴鸿、游窜于各个社群之间的吴凤梧，乃至被民众运动启蒙的傅掌柜、为最后的革命成功铤而走险的朱之洪、尤铁民，甚或是身份暧昧的王文炳、孙雅堂，他们是小说里为数不多的“小人物”，本该埋没于各类人群中，却常常担当了隐秘关系和重大事件的发现者和目击者，成为把控重要消息的“关口”。他们的性格塑造虽未及主人公丰满，但是大都极不安分。在这一意义上，李劼人是想延续《儒林外史》和晚清小说之笔触，勾勒出这一中间阶层的行迹，以之心、眼来观察崇高历史的形成。在中国近代社会由帝制向共和转型的短暂进程中，他们的运命浮沉似乎预示着谁将成为历史的主角。叙事对他们的重视某种程度上正体现了小说家对这一段最动荡的历史所抱有的总体认识，同时，这种认识也反过来决定了叙述的独特形态。这样一场由外界传导而来的“革命”——辛亥革命“被动”发生的历史本质使得“信息”或者说消息的传播成为三部曲的真正主角，由此，小说叙事即成为信息的“传述”（transmit）过程，信息量巨大的对话引语和以“转述体”形式出现的反讽修辞，使晚清“新小说”中单纯的拟话本形迹，在李劼人这里演化为了意味复杂的现实表征。

注释

[1]L. C.Freeman, “Centrality in social networks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in Social Networks, 1(3), pp.215-239, 1979. S.P.Borgatti, “Centrality and network flow” ,inSocial Networks, 27（1）, pp.55-71, 2005. 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页。

[2]在计算节点的中心性时，同时将由它连出的每一条边的权重也考虑进来，即不仅仅单纯看他/她与多少人有关系，还要将这些关系的程度经过加权平均后考虑进来，得到一个综合的结果。

[3]此处省略了接近中心性的情况。在一些研究中，人们把接近中心性最高的人物当做主人公（如前述《哈姆雷特》的例子）。然而遗憾的是，这个指标的计算要求却很高，在网络中，必须是完全相连的图形才能计算接近中心性。

[4]张大民：《精细的描写与史诗的概括》，《李劼人小说的史诗追求》，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5]李劼人：《<大波>第三部书后》，《李劼人全集》（第四卷大波重写本下），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3页。

[6]李劼人：《谈创作经验》，《李劼人全集》（第九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页。

[7]参看萧仲伦：《忆乙巳至辛亥时期四川的武装起义》，载《内江文史:“辛亥革命”与内江专辑》（第28辑），第44页。

[8]恶恶：《成都血》，《四川》，1908年第三期。

[9]李劼人：《暴风雨前》，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291页。

[10]王汎森认为，近代几个大变动时期的地方变革，都缺不了这类“链接性”角色，核心区和中央舞台的活动和信息经他们而扩散到小地方，改变着一地一区的政治意识，他们成为了在地化的“传讯系统”中的重要一极。参见王汎森：《“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对“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6期。

[11]参见周善培：《辛亥四川事变之我》，1938年版。

[12]中介中心性用于评估一个节点在其他节点之间路径上的分布程度。与其他中心性不同，中介中心性并不是为了描述一个节点在网络中的连通状况，而是为了测量一个点“介于”其他节点之间的能力和程度。

[13][美]纽曼（M.E.J.）：《网络科学引论》，郭世泽，陈哲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

[14]由于其余最短路径上都会有中心顶点，所以在可能的范围内，星形图的中心节点达到了中介中心性的最大值。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郝又三的角色和福楼拜《情感教育》中的男主角弗雷德里克非常接近，这也是深受福楼拜影响的李劼人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暴风雨前》常常会让人们想起福楼拜的这另一部重要长篇的原因。参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15]关于两种算法的区别，见“方法与步骤”中第3部分的注释。

[16]由于Opsahl在专门针对加权网络的算法中加入了α参数，更科学地考虑到了边关系权重对中介中心性的影响（在本个案中，我们将α设置为0.5，即权重和边数的影响因子各占一半），我们得出的结果便与Gephi软件所采用的Brandes（2001）算法略有偏差。然而，三部曲的文本特点又使得这变化并不至于过大，至少从前三名看来如此。就吴凤梧的排序而言，在我们用两种算法分别计算第四个文本之后，第一名之所以发生了变化，很可能是由于重写本《大波》的字数陡增（全本字数987300，是1937年版的两倍），主角的对话分量加重，随之边的权重自然变重所导致的。可见对话字数的绝对增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O算法的结果，这种趋势在前三个文本结果中也不难见出。但是，即便在这样的强势影响之下，吴凤梧仍然排到了第二名，这说明在重写本中他仍是一个相当关键的中介者形象。

[17]参看汪晖：《革命、妥协于连续性的创制（代序言）》，章永乐：《旧帮新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7页。

[18]吴玉章：《辛亥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120页。

[19]熊克武等：《辛亥革命纪事》，载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499页。

[20]李劼人：《李劼人全集》（第4卷《大波》重写本上），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页。

[21]四川保路同志会：《股东特别大会志略二》，《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辛亥年第三十一号。

主编 / 陈静         责编 / 顾佳蕙        美编 / 傅春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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