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壹Lab：记录数字媒介之日常，反思科技与人文精神
01Lab: Archiving digital lives, reconceptualizing sci-tech and the humanities

互联网时代的重要的学术争论越来越多在线上交锋，或者说，在网络空间中凸显出来。互联网的非同步性与异时性使得学术争论在不同地域的空间中，以拓扑形式蔓延展开，使得争论继续，甚至可能引发新的热点。特别是数字人文界，由于其研究及研究者自带的“数字”属性，使得其与基于数字媒介的互联网有着更密切的关系 。

 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和领域的“数字人文”出现不过十多年。但在这不长的历史中，各种相关争论却一直持续不断。最近一次颇有影响力的争论是由一篇于2017年10月15日发表在《高等教育纪事报》网站上的文章所引发的。这篇正标题为《数字人文的幻灭》（The Digital-Humanities Bust）的文章还有个更具体且更吸引人眼球的副标题：经十年的投入和夸大宣传，这个领域已经取得了哪些成就？不多（After a decade of investment and hype, what has the field accomplished? Not much）。作者蒂莫西•布伦南（Timothy Brennan）是明尼苏达双城大学的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及英语系教授。他从一系列与计算机算法有关的新闻事件开始，来说明算法计算面临危机，接着历数这些年来数字人文得到的若干好处，比如美国国家人文基金、梅隆基金会提供的大量资金资助，一流期刊文章的背书以及得到晋升终身教职岗位等，继而提出质疑：数字人文到底有什么成就（值得这些）？布伦南教授认为数字人文不过是人文中的数字，其归根到底就是一种“认识论”，很大程度上言过其实。尤其针对书籍内容的量化分析、文学批评中的“远读”策略和“文学模式识别”等，布伦南教授指出在数字人文领域中计算机所解决的问题只是其所能回答的问题，而对于真正深入的批评问题，计算机则无能为力。而且数字人文学者们只是看到了表层的数字和数据，却不能像使用大脑那样使用计算机去进行深入的“思考”。“数字人文将更多信息与更多知识混为一谈”，布伦南教授进一步指出，数字人文的兴盛更多地要归因于青年学者试图反抗大学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对专业化的攻击。因此，“与其说数字人文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数字人文为了反对主流形式，从而强行将人文从其存在原因中剥离出来的那个楔子”。

其实，关于“数字人文”的批评近年来屡见不鲜。2012年，美国著名教授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也曾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对数字人文进行过批判。在这篇题为《数字人文及其不朽》的博客文章中，费什教授以另一位数字人文学者凯瑟琳·菲茨帕特里克(Kathleen Fitzpatrick)的著作为靶标，指出“数字人文”所讨论的“作者”和“文本”是一种神学性的表述，提供的是一种关于未来的美好愿景——印刷时代的线性思维困境在新媒体时代就会得到突破。与此同时，“数字人文”领域的出现是基于政治性的目的，年轻学者试图在体制内部寻找更多可能性和力量。然而，除了教授学生一些就业技能外，“数字人文”是否为人文学科提供了真正的学术价值，仍是值得怀疑的。

可以看出，布伦南教授的一些观点也不过是费什观点的老调重弹。但布伦南教授此文是近年来屡次关于数字人文的批判文章中颇为言辞犀利的一篇：靶向明确、弹药充足。他在文中点名的学者和研究案例，也算得上是美国数字人文研究界的活跃人物和案例。文中所提到的关于数字人文中量化研究的局限，也确实是数字人文学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关于部分研究还停留在词频的程度上，而且有些数据本身也是经过预先加工的，有“作弊”的嫌疑。同时，很多数据处理的过程也是在人工监督下完成的，因此结果也不那么令人惊喜等等。但布伦南的文章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数字人文”在文中被简化为了关于数字的“量化”，而抹杀掉了数字人文中学科、研究问题和领域多样性；再比如像苏真（Richard Jean So）和霍伊特·朗（Hoyt Long）关于日本俳句的“文学模式识别”（Literary Pattern Recognition）研究并非只是在检验一个已知结果的正确性，而是通过一种新的计算方式挑战及改变以往对于俳句的认知及研究思考。

 对于这种“误读”或者“攻击”，包括被批评对象泰德·安德伍德（Ted Underwood）和霍伊特·朗在内的三位学者也很快做出了布伦南的回应。在11月1日的《“数字”与“人文”不对立》（“Digital” Is Not the Opposite of “Humanities”）中，他们首先指出，量化研究在经济、社会学乃至人文研究中应用已久，数字人文因而“获罪”其实是作者有意为之。其次，仅就量化或者说数字的而言，数字人文中所说的“数字”也比作者所说的简单计算词频要广泛地多。比如之前所提到的“文学模式识别”，“就已经被用来探讨虚构的本质、文类的周期、以及塑造角色的性别假设等等”。这些问题是文学史的核心问题，并且因由数字人文中得以从一个新的尺度上得以讨论。最后，作者还指出数字人文不仅仅意指新的研究手段，也影响到包括博物馆、新闻、图书馆等机构面向公众传播的新形式。

 同一天同样在《高等教育纪事报》网站上还刊登了另一篇回应文章。作者艾瑞克Eric Weiskott是波士顿学院的英语系助理教授，这篇文章名为《没有“数字人文”这回事》（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the Digital Humanities”）。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针对布伦南所说的“没有数字人文这回事”的说法指出，数字技术正在重新创造历史，这个过程和16世纪印刷技术在欧洲出现时发生的情况类似，也同样引起了质疑。而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过程的结果，数字技术改变得不仅仅是知识传递，更是一种新的知识形式的体制建构，并非仅仅是认识论的改变。

综合两篇回应文章，其对于布伦南批评的回应看起来要比布伦南的批评温和许多，并将其批评归因于对数字人文的误读、或者理解不够所导致的。但在学科化、专业化已经形成严格规范的当下，非常难以做到完全的理解和准确的解读，这也导致了许多新研究领域在刚开始时候会有合法性恐慌。数字人文也不例外——在数字人文的内部“数字人文是什么”或者“什么是数字人文”是在“数字人文”早期也是非常热门的问题。尤其是数字人文由人文计算演变而来，但其内涵和外延都与人文计算或者是计算语言学有着很大的差异性，所以如何赋予其内核，如何界定其边界？相关讨论众多，比较有意思的是，数字人文学者们试图用“数字的方法”解决“数字人文”的问题。2009年，一个名为“Day of 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旨在聚集全世界数字人文者的社区营造项目在线开放，从“计算人文学者到底在干吗？”（Just what do computing humanists really do?）的问题开始，引发了在线社群中持续三年的对于“数字人文”定义的争论。正如Melissa Terras, Julianne Nyhan, Edward Vanhoutte在《定义数字人文读本》（Defining Digital Humanities: A Reader）中所说，这场争论其实在最后都并没有形成一个普适性的定义，更多的是体现了数字人文者们有关“数字人文应该是以及可以是什么的”问题的思考范围（the range of thought regarding what Digital Humanities should or can be） 。但就读本中所选择的部分内容来看，很多内容都涉及到了数据、数字技术、新媒体所带来的挑战，以及传统人文研究及人文研究所面临的转型困境。

 论争是好事。无论是从外部的还是内在的，数字人文都在不断地被质疑，尤其是在当今的全球学术浪潮中，数字人文还要接受来自不同语境的更多挑战。

相关链接

斯坦利·费什 | 数字人文及其不朽

主编：陈静     责编：顾佳蕙     美编：张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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