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壹Lab：记录数字媒介之日常，反思科技与人文精神
01Lab: Archiving digital lives, reconceptualizing sci-tech and the humanities

这是一篇博客。是的，我刚这么说了，而我长期一来一直不愿意说到它——我总是更愿意将这块地方（博客）看作是“栏目”——不仅因为“博客”（blog）是一个令丑陋的词语（就像“障碍”、“烟雾”、“苦行”这些词一样），还因为博客总是暂定的、瞬息的、交互的、公共的，随时被质疑的，中断的和可窜改的以及无意终止的。而我在至今50年的职业生涯中，一直都致力于建构一些具有决定性、丰富性、不朽性和确定性的论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论述都是我自己的。

在《变化中的领域》（Changing Places）和《小世界》（Small World）中，小说家戴维·洛奇（David Lodge）塑造了一个滑稽或者说有些讽刺意味的文学批评家的形象——莫里斯·赞普（Morris Zapp），他的雄心壮志——如其姓氏所示[①]——是他对一个主题的论述是如此的有力和无懈可击，以至于其他的批评家对之难置一词。因此，这份工作可以永远地做下去。这也一直是我的目标以及目标的内容——对卓越的、权威的和惩戒权力的渴望——这也是博客和数字人文所反对的东西。

凯瑟琳·菲茨帕特里克（Kathleen Fitzpatrick）在她的新作《有计划地废弃：出版、技术和未来的学院》（Planned Obsolescence: Publishing,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the Academy）一书中非常清晰地阐明了这一观点：“博客赋予了即时性以特权——最新的帖子在屏幕上最先出现，旧帖子迅速地丧失有效性……这种对当前作品的强调与那些长期形成的学术传统是南辕北辙的，后者需要稳定和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其目的”。

诚如菲茨帕特里克所言，长期的学术研究——书籍和文章服从于博学的学术期刊和大学出版社——事实上需要更多。它依赖于作者、文本和独创性这几个相互依存的观念。在传统的学术研究模式中，一个合格作者——某个具有博士头衔，或者是正在攻读博士的人——产生了一个想法（这是原创的部分），将其应用到某个文本或者一系列问题中，独立创作一本新文本，而这个文本将会赋予读者以承诺，即如果他们同意（也就是认同）书中的观点，他们就会在理解和知识上有所收获。菲茨帕特里克评论道：“仅仅写完一个文本还是不够的，这个文本还必须是完全源自于作者的头脑的新鲜内容，与其他作者的作品截然不同”。

菲茨帕特里克主张：首先，作者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他在写作的时候总是会与无数的前辈或者是同时代的人进行对话，或者是反对他们，而这些人实际上是他们的合作者。其次，博客、链接、超文本、重组、多模式等随着数字技术发展出现的新的交流形式已经揭示了单枪匹马、技艺高超的作者“神话”只是一种虚构。

这些技术将迄今的线性经验——单个读者面对着一个稳定的文本，这个文本是作者提供的，也是由作者控制信息摆放的顺序，决定了阅读的状态——转变成一种多向性的经验，即，声音（还有形象）参与其中、相互作用，并且扩散的经验方式使得作者的权威性不再成为中心，作者仅仅成为了文本的另一个参与者。菲茨帕特里克还认为：“我们应该少想点完整的产品，多思考下过程中的文本；少想点单个的作者身份，多考虑协作性；少想点原创性，多考虑混合性；少想点所有权，多考虑分享”。

“过程中的文本”是带有一点矛盾的描述：如果这一过程不是发生在我们盯着一个人工制品完成的时刻，而在我们盯着文本的阐释和复杂性的时候，有更多的链接、声音和注解，那“文本”这个概念就失去了它的内在一致性，也就不会再有任何可以指向的文本。因为文本仅“存在于”一种永远选择的状态：“总之，数字文本是有延展性的……在一个首要价值是变化的媒介中重复印刷的永恒性是毫无意义的（根据数字化的视角，永恒性本身就是一个假象）。”（菲茨帕特里克）

对菲茨帕特里克来说，继续坚持“作者”这一概念毫无意义，“在网络环境中发表的所有文本，由于与他人的写作相互渗透的特性将变成多作者的。”菲茨帕特里克坚持认为单个的作者还是会有一片天地，但是会有不同。她说“集体性”不应该被理解为“抹除个体性的⋯⋯而应是一片由多重思维所构成的丰饶社区，这些思维每个都与另一个共同作用。”

但这仅仅是“过程中的文本”：如果个体由关系来定义和构建，那么个体就不能真正是一个拥有自己的意向或影响的实体；个体（正如后结构主义理论家过去向我们解释的那样）仅仅一个传达者，在网络中循环的信息经由他们流出、传送。马克·波斯特：“全球的计算机联网这种转变，是一种迁移，引发了作者的重新接合，从文本的中心到其边缘，从意义的来源者到一个提供者，也是一个不断转变的意义母体序列中的一个点”（《互联网怎么了？》What’ s the Matter With the Internet?, 2001）

意义无处不在，又无处存在，它不是由随意的某一个人而是由具体的每一个人完成的，也不会在作者思想（通常以一段话，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的形式出现）的线性链条的末端等待我们，而是即刻地和多重地呈现出丰富的扩展意义。

关于这一构想，我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它是具有神学性的一种表述，它的支持者会在最大程度上坚持这一构想，第二，它是具有政治性的一种表述，它的支持者会在最大程度上支持它。

之所以说这一构想是神学性的，是因为它许诺将我们从线性的、临时的媒介的限定中解放出来，而将我们送入到一个空间的世界里。在前一个的媒介语境中，知识也是离散的、片面的和受限的，只能被有限的人在一时一地所获取；而在后一个宇宙中，无所不在的知识即刻完整地呈现出来，每个人都可以访问意义生产系统中的一个节点，或者传递这些知识。在许多神学中，都有这样一种状况（之后当人类生命终结的时候才能实现）：个体用自身有限的、堕落的愿景去交换神圣联盟的愿景（根本就不是一种愿景）。在后者中，自认的知者与他的认知理解的对象之间没有距离，因为如弥尔顿所说，所有人和所有的一切都“无所不在”（all in all）。

而这一令人愉悦的状况的障碍正是必死的命运本身。终有一死也就是说得以一死（死也是不断继续的对立面），因此也就有了开始、过程和结束，这也是词句、叙事和论述所具备的：你从这里开始，带着完整的思考，或是故事、结论（被证明了的）在那里终结。

宗教和数字构想都提供（假如可以实现的话）了一种稳定但动态的状态，有运动和变化，但没有中心，也没有开始和结束，只有过程。（正如小说家罗伯特·库佛(Robert Coover)在他的文章《书籍的终结》[The End of Books]所示，《纽约时报》1992年6月21日）每个人，不再是某一个人，将被从线性、从时间束缚着的、意义明确的描述以及从宿命中、从死亡中解救出来，陶醉地参与到这宇宙的狂舞中去，一种“神秘的舞蹈”，“纵横交错、迂回曲折，如入迷阵，看似最不规则，却是超过寻常整齐的规律。它们的动作合乎神的谐调，如此柔和、有魅力的乐曲，连上帝自己听着也心花怒放。”（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失乐园》Paradise Lost，V，620, 622-627）

现在，在数字人文领域没有人讨论这些内容。尽管，他们也会像菲茨帕特里克一样探讨“枯竭”的印刷媒介（这也暗示了这种媒介的适用性更加充分和权威），然后他们会在没有讨论许多细节的前提下，预言了一个正在扩张的、无间合作的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一时代，线性思维的所有病症都会获得根治。

这些病症中最首要的是机构问题，它们使得学者与学者相分离，读者与意义的创造和消费相分离，普通男女与知识创造机制相分离，这些普通人被院系、学院、大学、大学出版社的守门机制以及其他维持现状的动机而被排除在外。

这是数字构想的政治因素。菲茨帕特里克表达了他们的呼声：“了解我们所生产的作品就必须开启一个对话之地，对话不仅仅是在学者之间展开，而是在学者与更加广阔的文化之间展开”；《数字人文宣言2.0版》（The Digital Humanities Manifesto 2.0）告诉我们，二战以来，“出现了大量更小、更严格的专业知识，半专业知识，以及相应出现的私人语言和专业行话”，数字人文是对“数字无政府状态”的“整合”和实践；马修·基尔什鲍姆（Matthew Kirschenbaum）呼吁学者应该远离“更加传统的学术出版机构，他们⋯⋯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过时的实践（同行审查、终身职位、晋升）的副产品”（《数字人文是什么？它在英语系中的作用是什么？》ADE公告，2010年，第150页）；米歇尔·尚克斯（Michael Shanks）提出了“深层的多学科性”或“跨学科性”，这些特性并不是“对长期存在的边界（未分类的现实）的前提”。

从这些陈述（它可以被理解为是多重的）的口气来看，这不是一种改良，而是一种革命。正如马克·桑普尔（Mark Sample）所说的：“它完全是一种创新和破坏。数字人文真的是一种反叛的人文科学。”造反计划针对的是：第一，当下具有排他性的入门和审核体系；第二，使得这些体系得以扩张的全球资本主义的领导权。正如宣言所宣称的那样：数字人文“拥有一颗乌托邦的内核，这一内核是由数字人文从六、七十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赛博文化以来的血统所建构而成的。这也是为什么数字人文要重视文化和学术的开放性、无限性、开阔性、民主性的价值的原因。”

还有一个议题（尽管数字并没有固有的政治价[political valence]），那就是对公民自由、边界消解、第一修正案的强大、版权削弱或终结和席卷了阿拉伯世界的Facebook/YouTube革命的认同。

数字人文的野心有时不够宏大，也太过于狭隘。数字人文被它的一些支持者看作是对于当前许多人文主义学者，特别是一些年轻学者发现他们的处境惨淡的一种积极的回应。基尔什鲍姆认为数字人文运动已经“由一群年轻（抑或是不那么年轻）的研究生、教师发动起来⋯⋯现在他们打着‘数字人文’旗号来对抗一个日益畸形的学院领域，其背后的推手是高等教育公共支出的缩减、学费增加、捐赠缩水、函授教育和盈利性大学的激增以及所有背后的，从全职、终身教职的学院工作转变为一种兼职的补充劳动力。”

据称，数字人文至少在两个方面有助于我们改变这一“畸形的领域”。第一是开启与那些认为传统人文科学已经失落的公众的对话。如果任何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加入进来，如果公开参与的邀请获得广泛的接受，那么对于人文工作的认识就会增加，从而超越大学的范围。了解才能获得认可，而不是轻蔑。菲茨帕特里克声称：“只有通过这一方式，我们才能确保对大学的持续支持，因为大学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资格审查中心，而是一个思想中心。”

数字人文能够（或者如其所说可以）做的第二件事是：它可以教授给学生一些技能，这些技能对于学院内外的雇主拥有吸引力。在一篇即将发表的文章（《人文和对应用性的恐惧》["The Humanities and the Fear of Being Useful"]将刊于《高等教育内情》[Inside Higher Education]）中，保罗·杰伊（Paul Jay）和杰拉尔德·格拉夫（Gerald Graff）认为，“因为数字人文专业的学生接受训练来处理一些与知识产权和隐私相关的具体问题”，他们获得了一些能力来“进入一些相关的领域，这些领域涉及到从计算机编程到文本编码、文本编辑、电子出版、界面设计，建构档案等很多问题”。学数字人文，就有工作，这不是一句坏口号。

我认识到在这个绝对是抽象（并且是线性）的讨论中，我还没有说到任何数字人文的有关“人文”方面的问题。数字人文真的能够为我们实现传统人文的目标提供新的和更好的方法吗？或者说，数字人文真的能够彻底改变我们对人文目标（和人文工作）的理解吗？

数字人文的先行者之一，弗吉尼亚大学的杰罗姆·麦克盖恩（Jerome McGann）指出了这一迅速发展的领域切中要害的挑战。“从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角度来看，除非有人可以明确地证明，这些技术对于探究和解释美学作品有重要的贡献，人文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常规领域都不会认可数字技术应用的重要性。”（《伊凡赫游戏摘要》[Ivanhoe Game Summary]，2002）。这些贡献是什么？它们正在来临吗？我将在下一个专栏中讨论这些问题，这里我指的是博客。

[①] “Zapp”有“一击即中”之意。——译者注

主编：陈静     责编：徐力恒 顾佳蕙     美编：傅春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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