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针对一系列关于数字人文的“计算”及“工具”性的争论，本文指出数字人文是数字知识生产转型中的必然路径，但需警惕算法依赖和工具化约，需要突破在乐观和悲观意义上同时有效的“技术黑箱”。如将“计算”问题视为单纯的算法、工具和方法，是无法解决数字人文的“计算”困境的，因此，数字人文需要从知识谱系上进行拓展，尤其需要重建包括媒介研究在内的其他思想谱系的关系，将数字人文放置到“数字文化”的大语境中，突破数字人文的计算困境。

关键词

数字人文 知识生产 计算 算法 媒介研究 

部分正文

数字人文一直具有争议性。最近一次颇有影响力的论争是由布伦南(Timothy Brennan)在《高等教育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网站上发表的文章引起的。他旗帜鲜明地批评数字人文研究中对算法的依赖，使数字人文学者在面对文本时只看到了通过算法所呈现出的文本特点，比如词频，却无法触及文本中有价值的内容部分。他还针对内容的量化分析、文学批评中的“远读”策略和“文学模式识别”等指出，由于数字人文学者们只是看到了表层的数字和数据，不能像使用大脑那样使用计算机深入思考，所以计算机只能回答其所能回答的问题，而无法开展真正深入的批判性反思;同时还因为数字人文学者将“更多信息混淆为更多知识”，所以使数字人文无法在其所施用的方法之外进行反思，获得认识论或者方法论上的价值。因此，数字人文不过是占有少量资源或者长期处于学界边缘的年轻学者的手段，借此在已经划定格局的学术场内争取更多文化资本，获取地位提升。布伦南指出，“与其说数字人文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数字人文为了反对主流形式，从而强行将人文从其存在原因中剥离出来的那个楔子”①。可见，在布伦南这里，数字人文是全面破产的状态，非但没有从方法上与传统人文研究一样有效(数字人文研究的效果取决于算法的有效性)，更因为计算机无法像人脑一样有智慧，无法对自身进行认识论上的反思，也就无法生产知识。

这种强调数字人文政治意义高于其研究价值的观点是过去十多年不断出现的老调重弹。比如，2012年，美国著名教授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曾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博客上发表名为《数字人文及其不朽》(The Digital Humanities and the Transcending of Mortality)的文章①。他指出，数字人文所讨论的“作者”和“文本”不过是一种神学表述，提供的是一种关于新技术、新媒体可以改变印刷时代的线性思维困境的美好承诺。与布伦南观点类似，费什也认为数字人文不过是年轻学者试图在体制内部寻找更多可能性的政治性借口，其学术价值令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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