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斯文森
于默奥大学
编者按：
这篇文章聚焦于将人文计算重命名为数字人文，及因为两者是截然不同的领域所引发的诸多困难。斯文森列举了一些资料去证实他的观点和分析，其中特别包括了《人文学者》的帖子、会议材料、博客和机构网站。他继而讨论人文计算主要是关于工具的、方法的且基于文本的，数字则很少被当作一种研究对象。而数字人文宽泛的范围则表明了其与内容极其广泛的传统人文相一致﹐并因此产生了一种张力。他反馈道:“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这种从人文计算到数字人文的话语转换究竟是新瓶装旧酒（人文计算），还是暗示了一个发展领域的新标签，一种对传统人文计算工作的新的聚焦或者不同的联系。”因此，将这篇文章与之前那些专门关注人文计算范围的章节进行比较是很有意思的。斯文森在此文章之后还发表了三篇相关的文章，全部发表在《数字人文季刊》并可免费获取（《数字人文景观》[“The Landscape of Digital Hu-manities”，2010]，《从光纤到概念网络基础设施M[“From Optical Fiber To Conce-ptual Cyberinfrastructure”，2011]和《展望数字人文“Envi-sioning the Digital Huma-nities”，2012]——见“进一步阅读选本”）。
摘要
这篇文章对数字人文是如何被设想和描述的进行了研究，并探究了从人文计算到数字人文的话语转换。作者认为，将人文计算重命名为数字人文承载了一套认识论的承诺，却并不需要匹配一个广泛而包罗万象的数字人文的概念。作者特别指出，人文计算的内在张力在于其对工具、文本和方法的聚焦以及未能将“数字”作为研究对象。这篇文章是一个一共为四篇的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该系列试图对数字人文这个领域及作为转型实践的数字人文进行描述和分析。
导论
人文学科正在经历一系列的变化，主要涉及研究实践，资金结构、创意表达的作用、基础设施、奖励制度、跨学科观点和与知识生产过程和产品相关的深度网络化的人文科学的出现。
这种正在发生的人文学科转型的重要方面是人文学者日益增加地使用和探索了信息技术，将之作为学术工具和文化对象用以分析。目前﹐在所谓的数字人文学科中，一系列的经验、实践和模型已经有所积累。本研究探索了这个新兴领域的范围和方向，以及人文计算在这个事业中的角色。
在作为四篇系列文章的第一篇的本文中，我探索了从人文计算到现在被命名为数字人文的话语转换，考察了这个命名是如何与机构、学科和社会组织中的转型相关的。如《人文学者》邮件列表、杂志、会议材料、主旨文本、专业博客和机构网站等材料为我的分析奠定了重要的经验基础。一定程度上这些话语模型的生产、再现、加强、改变和协商形成了学术领域。本研究将说明，将人文计算重命名为数字人文承载了一套认识论的承诺，而这些承诺并不需要有一个广泛而包罗万象的数字人文概念去对应。我认为，人文计算对工具、文本和方法的关注与它并没有将“数字”作为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有趣的张力。
在我的第二篇文章中，我通过一系列的讨论来探索数字人文更广阔的面貌，涉及数字人文和数字人文学者，相关联的传统，个人遭遇以及更重要的一整套可能的人文与信息技术之间相互作用的范式模型:信息技术作为工具、研究对象、探索实验设备、表达媒介和活动场所。
第三篇文章更广泛地讨论了人文学的基础设施，特别是数字人文的——与当下基础设施的话语、实施模式和潜在的方向有关。这篇文章还呈现了一个相当丰富的关于HUMlab（于默奥大学的数字人文中心）的案例研究。关于人文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和策略化在最后也有一些实验性意见。
在第四篇文章里，我探讨了数字人文学科设想的多种方式，以及数字人文是如何经常成为思考人文研究状态和未来的实验室和工具的。同时，该文章还就一些基础性的议题进行了讨论，比如人文学科的作用与知识生产系统的变化，以及数字人文的发展等。此外，该文还描绘了一个数字人文的前瞻性愿景。这个愿景根植于整个系列文章，并且是我们面临的重要合作可能与挑战的基础。
这四篇文章共同构成了一种尝试，以多种方式勾勒和批判性地讨论了人文学是如何与信息技术相互关联，从而以历史，概念和学科的角度来理解这种内在关联性，并为数字人文呈现出一个全面的模型。
背景
长期以来我都很着迷于数字人文多元性的起源、路径和传统，范围从中世纪文本分析到元数据标准的建立再到独立计算机游戏生产以及纳米技术的艺术化解读。本系列文章的一个重要宗旨是促进多个项目和学科间的讨论并建立联系。有许多人文学者开始参与所谓的数字人文，但他们并没有或者只有有限的人文计算的知识。反之，许多人文计算的学者也并没有参与现在的“新媒体”研究比如平台研究﹑跨媒体观点或者数据库美学。当然，几乎很少有人能参与所有方面的活动，但重要的是对不断发展的学科领域，相关的方法和理论立场以及新兴的合作机会有所了解。对我而言，这是数字人文项目的一个内在组成要素。
这篇文章给予人文计算特别的关注，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它拥有丰富的遗产、过去和当前的成就、参与者众多以及其向“数字人文”的明显的话语转换(discursive transition)。继而，任何试图描绘一个新兴领域的尝试都以对学科领域的领地和对其愿景的讨论为前提。人文计算已经建立并定义明确，因此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开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许多与人文计算相关的议题、考量以及决定因素也开始更普遍地与数字人文产生关系。
接下来，我们将从人文计算作为数字人文学科及其相关的认识论承诺这个特定示例着手。其中一些承诺可以追溯到人文计算的历史、机构和语境描述。之后，我们将继续审视人文计算被重新命名为数字人文的过程，并接着引向对人文计算的一种批判性讨论，特别关注于传统的人文计算与一种数字人文的泛指概念之间的某些紧张关系。文章最后会概要性地将人文计算与一种非常不同的数字人文传统进行并列比较。
酝酿
人文计算最主要的会议“数字人文2009”的征稿提供了一个示例，说明了数字人文的学科领域是如何根据人文计算传统来定义的，以及是如何在话语中表达认识论承诺( epistemic commitments)的。
认知文化(epistemic cultures)，正如被(Knorr Cetina，1999，p. 1)定义的那样，是“那些通过亲和力、必要性和历史偶然性所促成的安排和机制的混合物，在特定领域里，构成了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原文强调）。我们因此也关注知识创造、表达和捍卫的方式。此外，认知文化是通过参与科学家的认知承诺来建构和维持的，通过这种方式，学科机构、科学家所代表的调查领域、关于构成有效研究的共同观念之间建立了联盟(Ratto，2006)。接下来，主要是通过审阅不同的话语模型来描述人文计算和数字人文的认知承诺。这些模式虽然可能有不同的功能和目标读者，但在此一并论之。
2009年的数字人文会议征稿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供了一个广泛且相对开放的数字人文定义。
国际程序委员会邀请提交750~1 500字的论文摘要，可以聚焦数字人文的任何方面，被宽泛地定义为围绕信息技术和人文研究及教学问题的共性展开探讨。
我们一如既往地欢迎任何人文领域，特别是跨学科的论文。我们尤其鼓励那些关于数字人文中艺术的当代处境，以及有关这个领域的最新发展和可预期的未来前景的论文。
有关“数字人文的任何方面”的邀请，被宽泛地定义为信息技术和人文研究与教学问题的共同之处。尤其鼓励跨学科贡献。不出所料，第二部分提供了更确切的内容。
可提交的主题包括:
这部分描述已经在第一部分描述的基础上做了一个精简。尽管在这个个案里，我们还是很难对主题有一个更清晰的界定，但会议征稿已经揭示了会议的核心聚焦。我们关注的是一个相对宽广范围内的各种可能性主题。然而，这些主题的顺序和措词还是暗示了一个特定的传统或框架，以及一整套相关联的认知承诺。比如，文本分析首先出现，然后像“基于计算机的研究”以及“使用计算”这样的句子的出现也不是偶然。尽管如此，还可以说，大部分归在数字人文宽泛概念里的主题都可以归纳为这些题目，尤其是第六个主题——研究议题——为像新媒体研究这样的领域开启了空间。但就这个议程而言，哪怕这些用语措词准确(例如“新媒体的文化影响"），范围宽泛，但这样的设置还是不能吸引那些潜在的会议参与者，除非他们已经与这个社群及人文计算建立了关系。
征稿的第三部分为数字人文以及其他关联的主题提供了一个更为精准的定义：
数字人文覆盖议题可以参见协会杂志《文学与语言学计算》( LLC)，牛津大学出版社。
《文学与语言学计算》杂志在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人文计算的一个重要出版物。然而，通过LLC中呈现的主题来定义数字人文已经将人文与信息技术交叉领域中的许多新项目和发展排除在外了，并且暗示了一种非常特殊的传统，机构基础和认知文化2。然而，在这个层面的限定与征稿第一部分给定的数字人文的描述很明显不一致，所以这种情况与人文计算的传统以及相关的认知文化就不那么适应了。
历史和范式
人文计算的部分机构化成果就是发展了学术院系或者单位、年度会议、杂志和教育项目以及构建了相当强烈的集体身份认同感(com-munal identity)。这些所有的特质都典型地符合一个新学科的成立(cf. Klein，1996，p.57)。下面的句子摘自1999年计算和人文协会组织的一个小组的描述，看起来验证了这个分析:
从经验上来说，人文计算很容易被认为是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地和社群。我们有我们专业的组织机构、定期会议﹑杂志和一定数量的中心、院系及其他组织机构。你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这些方面感受到这个领域的本质:ACH/ALLC会议的日程、《计算机与人文》(CHum)和“日本文学与语言学计算协会”(JALLC)的专题、《人文学者》的讨论、许多可以代表人文计算当前工作的书籍和选集的内容以及人文计算中心和院系里的课程体系和研究项目。你从这些资料里很容易对我们是做什么的有一个粗浅的印象﹐而且可以保证的是﹐无论何时需要，你都可以找到一些关于我们的资料。3
当然，集体身份认同感是在较长的时间中形成的，而历史和基本叙事( foundational narratives)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罗伯特·布萨神父就是作为人文计算领域的先驱被特别提及的，而他的成果也是始于20 世纪40年代晚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1—1946年，我开始寻求用机器来对书写文本进行自动化的语言学分析。1949年，我在纽约市的IBM找到了。(Busa，2004，xvi)
在这个重要的故事里，人文计算的两个重要的认知承诺建成了：信息技术作为工具和书写文本作为（语言学分析）的首要研究对象。像“作为工具的计算机”和“文本是对象”这样的承诺最终帮助决定了这个领域的合法问题和研究对象，以及相关机构和工作是怎么组织起来的。
《计算机与人文》杂志早在1966年就被创建了。有意思的是，早期专题并不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是文本导向的。早期文章有《PL/I:人文研究的编程语言》(“PL/I:A programming language for humanitiesresearch") ，、《艺术、艺术史和计算机》(“Art，art history，and the com-puter”)以及《音乐学与新奥尔良的计算机》(“Musicology and the com-puter in New Orleans")(全部刊于1966—1967年)。三十年后，我们发现了题目像《TEI编码标准设计》(“The Design of the TEI EncodingScheme”) 、《当前文学教学中的超文本应用》(“Current Uses of Hyper-text in Teaching Literature”)、《神经网络在风格学中的应用》(“NeuralNetwork Applications in Stylometry")以及《词频分布和语汇语义学》(“Word Frequency Distributions and Lexical Semantics”)这样的文章(全部刊于1995—1996 年)。在2005年，这本杂志更名为《语言资源与评估》(Language Resources and Exaluation)，并且此时失去了它作为人文计算的“官方”杂志之一的地位。在其讣告之一中，维拉德·麦卡蒂为这本杂志的前25年喝彩，并对编辑最后的声明做了点评（声明指出了维持杂志开放尺度的困难）
《计算机与人文》对人文计算未来的令人震惊的否定与布莱克维尔的《数字人文指南》(Com 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出现在同一年……自从那时起，《计算机与人文》的发展暗示了相反的——将有着跨越所有学科的人文兴趣宽度缩小成了对比较接近计算语言学而不是其他的更明确的聚焦——这个更适合专家阅读，对其他人来说技术性太强。这种缩小并不能反映这个领域。(McCarty，2005b)
换句话说，《计算机与人文》所引导的方向与人文计算的认知传统其实并不一致。正如在1998年的一个征稿中所表明的，有一个关于最新进展的调查邀请，以及一个“计算语言学中标点的当代路径”的既定例子4，而且，数字人文组织联盟也在同期成立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一系列的劣势因素导致了《计算机与人文》的“死亡”(demise)，在策略、经济和组织上的联合优势促使《文学与语言学计算》而不是《计算机与人文》成为人文计算的首要杂志5。实际上，这些因素比大家之前所设想的原因，即人文计算很大程度上与《计算机与人文》不兼容这个因素要重要得多。无论如何，结果就是好几年间人文计算就只有一本核心期刊。
《文学与语言学计算》杂志从创刊伊始就聚焦于文本和基于文本的文学分析——正如你从它的标题上能看到的那样。这本杂志是在1986年由文学与语言学计算协会（创建于1973年）创办的，它在人文计算这个领域的建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仅是提供了出版渠道、机构的结构和学术交流，而且发表了关于人文计算的角色、组织和未来的自我反思的文章。正如我们先前看到的，这本杂志已经被用来定义数字人文——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将这个杂志以及相关领域的认知文化转到了一个“新”的领域。
正如印刷杂志对于人文计算领域的建立非常重要，人文计算代表们也是最早采用通讯技术，比如邮件列表的一批人。《人文学者》列表的第一个信息是在1987年5月13日由创办编辑维拉德·麦卡蒂发送的，标志着第一个专业邮件列表建立了。现在有大概 1600人订阅了这个邮件列表6。这个列表保持了高质量﹑精心组织的思路和时常活跃的讨论7。尽管这个主题的范围非常宽泛，但是可以说，它在文本分析和相关事务方面维持了持续性和根本性的兴趣。正如麦卡蒂自己指出的《人文学者》推动了一种进行中的、低调却重要的讨论:
我们自己总是担心人文计算是否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痕迹抑或者留下了关于这个世界的痕迹。然而，对于我而言，尽管很难察觉，但是有时候，变化的效果总是比吵闹的、明显的痕迹标记、占位的效果要更好、更有力。如果说在这17年里“人文学者”对这个世界做了什么贡献，那它其实也是非常安静地通过像谈话这样的方式完成的，难觅踪迹。(McCarty，2004)
很明显，“人文计算”是作为“人文学者”社群的一个可识别的标签和集体观点出现的。在我们回到这个标签（以及一个正在进行的再标签的过程）以及麦卡蒂所担忧和关心的议题之前，我们首先看下这个领域中的另一个重要的机构。
人文计算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是由文学与语言学计算协会(ALIC)和计算和人文协会(ACH)共同组织的年度会议。这些组织最早有他们自己的会议系列，但在1996年，他们开始联合组织会议。从2008年开始，数字人文协会( the Society for Digital Humanities/Société pourl'etude des medias interactifs，SDH/SEMI)成为了第三个组织机构。这三个协会都是数字人文机构联盟的成员。很明显这些会议主要关注文本分析、标注，检索系统和相关领域。一项基于1996年到2004年的论文标题和议题的词频分析向我们揭示了非功能性词的词频，包括“文本”(text，56)、“电子”( electronic，53)、“语言”( language，30)、“标记”(markup，28)、“编码”( encoding，27)、“TEI”( TEI，23)、“语料”( corpus，22)、“作者”( authorship，18)、“XML”(XML，18)、“数据库”( database，13)和“多媒体”(multimedia，11)。相比之下，只有一次“游戏”(game)和两次复数形式的“游戏”(games)。当然，这是一个相当粗糙的衡量，但是确实给了我们一个总体情况的感受。如果我们对2005年会议（在英属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做更细致的观察，就会发现它也符合这样一个概述。比如，主题延展到超过一个项目描述的有：“作者身份”(Authorship Attribution)、“图书馆﹑档案馆和元数据”(Libraries，Archives &. Metadata)、“计算语言学和自然语言处理”(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编码和多元文化主义”(Encoding &. Multiculturalism)、“学术项目”( Scholarly Project)以及“可视化和建模”( Visualization and Modeling)。单个的主题环节包括“自动化"(automation)、“文本和技术”(text&. technology)、“文本编辑与分析”(text editing &. analysis)、“界面设计”( interface design)和“超文本”( hypertext )8。另一个例子是2008年数字人文暑期学校(McCarty et al.，2008) ，课程表列的8门课程中有5门是关于文本编码、转录和语料文本分析的。还有三个部分分别是数字化基础、多媒体和大规模项目设计。
除了杂志﹑会议、学术机构在创造和维持一个学术领域和社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这个领域是如何机构化的。在人文计算这里，这个过程漫长而不确定，但清晰地塑造了这个领域。
机构模式
就组织而言，计算事业已经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机构化了。当然，机构化花了点时间。一个有用的资源是维拉德·麦卡蒂和马修·柯辰保的《人文计算的机构模式》(McCarty and Kirschenbaum，2003)。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标准被用于认定和分类人文计算机构。第一个分类与从事研究、教学和大学服务的学术机构有关。“这些机构的一些成员拥有人文计算方面或者与之相关的学术职务。”比如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人文计算中心和弗吉尼亚大学人文科学高级技术研究所。尽管文件中说明“有关中心的价值并没有表达或者暗示某种判断”，我们还是可以说，第一类是有一种模式功能的（其是基于标准制定和呈现的方式、分类的秩序和更广泛的人文计算语境）。
历史性的，并且一定程度上当代性的，那些附属于博雅(liberalarts)或者人文学院的计算单位或者中心可以视为一种组织雏形。这种机构往往为学校的其他部门提供服务，其首要功能就是工具性。当然，经过一段时间，它可能会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但这个基本的功能不可能被轻易摒弃。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牛津大学的人文计算中心(HCU)。其始于20世纪6o年代，并在2002年关闭（或者说转型）。伯纳德(2002)描述了其发展的最后阶段：
在新千禧年伊始的时候，HCU的雇员超过20人，其中一半是由每年超过350000英镑的外部经费或者合同工作来资助的。然而，随着部门化( divisionalization)的到来，它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新的环境。在OUCS中，作为由中心资助的服务，必须满足整个学校的需求，必须对单个部门资助的活动辅以助力，而不是与其进行竞争或者加以取代。我们的策略关注的是将HCU在长期以来利用IT推动单个学科的发展的经验普遍化。在2001年，我们建立一个新的“技术学习组”(Learning Technologies Group)，主要从跨学科的角度致力于并推动将T技术与传统教学结合起来。这种新的LTG现在是新的OUCS的四个重要分支之一，特别是负责了OUCS全面的培训活动。
当然，这些学术机构的状态通常与那些倾向于发展为优势学科组织机构的传统院系不同。在许多情况下，人文计算机构被视为一种发挥工具作用的服务机构，必须用这种方式代表其所在的领域去获得经费支持，并获得其应用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这些具有技术服务功能的学术单位非常容易受到各种机构变化和预算削减的影响，这种情况时常发生。例如，大学的核心行政部门会质疑最有效的组织方式是让院系和教授经营他们的计算支持功能，还是采用一种更为中心化的模式。而且，具有多种功能的人文计算单位或许不得不减少一些更为研究导向的活动，这主要是由于技术性支持总归是更工具性的（可以买/卖的）。因此人文院系并没有明确的兴趣去推动更加聚焦于研究和方法的功能。还有很多像这样的例子可参见法兰德斯和昂斯沃斯(2002)对一些其他案例的进一步讨论。有几个以服务为主的单位，比如牛津大学的人文计算中心以及多伦多大学的人文计算中心。它们已经被关闭或者大幅改革了，这种脆弱的地位也是人文计算形成过程中难以避免的。
虽然可以说当前的机构前景是相当多元且广阔的，意识到目前在欧洲和美国的大学中，人文计算的环境和倡议兴起的比例相对于整个人文学科而言还是相当低的，一些学校甚至或有或无地将之视为一个问题。以瑞典为例，目前为止全国只有一个传统的人文计算单位（在哥德堡大学[Gothenburg University])。大部分正在兴起的机构出现在那些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人文计算遗产的地方(布金理工学院[Blekingelnstitute of Technology]以及索德托恩大学学院[Sodertorn University College])。我自己所在的机构，于默奥大学的HUMlab，确实与人文计算有关，也与其他许多影响因素有关。然而，对大多数博士生而言，他们并不根本性地认为自己与人文计算有关。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订阅了《人文学者》。
自治(Autonomy)的问题
有一个相关且讨论众多的议题——与数字人文以及作为数字人文的人文计算高度相关——关于人文计算是否应该独立或者自成一个学术专业，或者至少应该先从现存的人文院系中脱离出来。这些讨论部分受益于学术地位对于创建学科位置的重要性，也源于一种不想或者不需要依赖于传统且前进缓慢的院系和学科的意愿9。事实上，这些学科甚至被认为不适合处理相关研究对象和议题：
要研究数字技术之于我们文化的影响和后果，以及我们将如何根据我们的文化需要来打造这些技术的话，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看到一个分离的自治的领域的轮廓﹐在此，对我们社会的历史、审美、文化和话语方面的数字化或许得以检验。人文信息领域对人文学科的目标有所贡献的方式是理解人类表达模式的进步。我们不能将这个新发展留给现存领域，因为他们总是基于他们自己的经验主义予以传统方式特权。(Aarseth，1997)10
还有一个与人文学完全无关的观点是，它不被视为一个有效的模型。麦甘恩(2001，p.7)告诉了我们弗吉尼亚大学(IATH)创建时采用的策略。弗吉尼亚大学计算机系的阿兰·巴森(Alan Batson)认为惠及所有人（平均分配资源）将会重蹈已经失败了30年的覆辙：为那些根本不感兴趣或者不想进行探索的人提供IT资源是没有用的。
建立IATH是为那些已经致力于人文计算发展的人们提供资源，主要致力于已被证实具有学术重要性的实际项目( McGann ，2001，p. 9>。
有一种基本并且反复出现的张力存在于努力去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和还是只去找那些已经表明了兴趣的人之间。这一类事业自然要取决于本地环境。一个自治的学术单位和一个服务性的机构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别。实际上很多人文计算机构处于两种状态之间。而且，这种“服务”功能当然可以非常复杂，不能被轻视。麦卡蒂谈到的“实践”( prac-tice)和“实践者”(practitioners)这样的术语可能更适合许多类似服务性质的功能，这些功能更多的与人文计算机构直接相关。他强调方法论知识的重要性，并说“实践者学习一种特定但更普遍化的方法以处理某种特定类型的问题”( MeCarty，2005a，p.120)。这种对方法论及相关工具的关注在人文计算中相当普遍，也是这个领域认识论承诺中令人信服的部分，这在根本上塑造了人文计算与人文学其他领域的关系，也塑造了其与人文学及信息技术中的其他工作之间的关系。
接近数字人文
正如我们前文所述，“人文计算”对于上述许多工作和社群意义重大。在他的《人文计算》中，维拉德·麦卡蒂描述了“计算机与人文”( computers and humanities)经由“人文中的计算”( computing in thehumanities)发展到“人文计算”( humanities comput-ing)。他将这三个阶段总结如下：“关系有待改进，且很大程度上没能实现”(计算机与人文)“获得单次门票”(人文中的计算）以及“迷之自信”（人文计算）( MeCarty，2005a，p.3)。我已经在别的地方讨论过(Svensson andMcCarty，2003“并置”（在第一阶段）并非一定暗示了两个部分是分离的，人文计算已经有了工具性的意义。而且，“人文计算”并不一定包括其他许多对信息技术（计算机）感兴趣的人文学者所感兴趣的方法和材料。当然，这些讨论与你们正在努力赋予这个领域的愿景和范围有关。
很有意思的是，从这点来看，人文计算的代表们现在看起来正在盗用“数字人文”这个词。使用这个新身份最突出的例子包括重新命名ALLC/ACH会议(从2006年开始命名为“数字人文”)，一套称为“数字人文主题”(Topics in Digital Humanities)的新丛书，一个由主要的人文计算协会赞助的新的综合网站11，专家评审杂志《数字人文季刊》，体量巨大的编著《数字人文指南》(Schreibman et al.，2004)以及最近加拿大人文计算联盟(the Canadian Consortium for Computers in the Hu-manities>更名为数字人文协会(CSDH)。之前也出现过此意义上的指称(包括弗吉尼亚大学在内的其他地方)，但现在看来这个指称的使用范围更广阔，也更加官方和更加未雨绸缪。这个指称的普及和这个领域的机构化的一个重要信号是2008年美国国家人文基金(NEH)的数字人文办公室( the Office of Digital Humanities，ODH)的成立。在这个系列的第二篇文章对数字人文的不同类型进行了更为广泛的讨论。
通过对《人文学者》第1—20期中的“人文计算”12和“数字人文”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到如下数字:304/2( 1997——1998)，343/3 ( 2000—2001)，566/16( 2001——2002)，283/15 (2002——2003 )，280/19 ( 2003—2004)，363/45(2004——2005)，130/44( 2005——2006)和 110/90(2006—2007)。在第11期和第14期（分别是1997—1998年和2000—2001年）中，数字人文多构成名词，比如像数字人文对象( digital humanities object)和数字人文环境(digital humanities environment)。尽管我们知道在解释像这样粗糙的量化数据时需要谨慎，但确实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虽然人文计算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主要使用的术语，直到现在也被频繁地使用，但我们确实已经开始更多地使用数字人文（与人文计算有关）。对旧术语持续和频繁的使用也说明了在对这个领域进行全面的、机构化的重命名与“人文学者”这样的材料显示的社群对术语的使用之间是有分歧的。
这种共存或差异性在2004年开始的布莱克维尔的《数字人文指南》中也能看到( Schrei-bman et al.，2004)。13人文计算的出现数量大概是数字人文的两倍(139/68)。该词的内部分布更加有趣，而且使用这个参考书的在线版本可以更容易发现这一点。比如，人文计算主要出现在描述参与者的部分，而数字人文在导论中则更为普遍（称为“人文计算与数字人文：导论”）。这两个文本呈现出了非常不同的风格。参与者注释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我再现和表达的渠道。导论则是数字人文（新）领域被（编辑）描述和被大力提倡的部分。历史部分（总共12章）很明显地讲述了人文计算的历史（58处“人文计算”与一处“数字人文” ）。有关原则部分（7章）首先聚焦人文计算(23/4)，主要议题包括文本分析、编码、分类和建模。最后两部分——关于应用和生产、传播、建档——两个词都使用得不多。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于这些部分更多的是基于具体实践的活动。当然，还有一点很明确，就是个人偏好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再次说明，尽管我们使用的是简单的量化指标，但是一个新的图景确实正在浮现。
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这种从人文计算到数字人文的话语转换究竟是新瓶装旧酒(人文计算)，还是一个昭示了更大领域的新标签，抑或者是对传统人文计算工作的一种新的关注，或者一种不同的关系。“数字人文中的议题”系列的编辑指出了一个正在发生的新变化：
人文计算正在经历对基本原则的重新定义。这是由一个在学术圈之内和之外的实践者社群共同推动的。这股新力量源源不断、充满活力且非常多元。这些实践者意识到了计算机之于他们工作的增值，即，计算机自身就是持续创新的工具，以及许多学科间的竞争要求学者做到当下计算机能做到的事情，并能与其进行竞争。(Siemens，2005)
然而，这本书的系列宣言整体上坚持了一种观点，视计算为工具，人文计算为方法论。这种将技术视为工具的认识论显然可以从“这些实践者意识到计算机之于他们工作的增值”中看到。
毫不意外，想要准确定位一个正处于变化中的术语的意义是很困难的，或者说是无意义的。尽管如此，看看这些词是如何被一个学术社群介绍和使用却是有意义的。很显然的是，当数字人文这个术语被人文计算社群使用时，它往往出现在著作和杂志的标题里，以表示一种包罗万象的言外之意;而人文计算则往往出现在实际的叙述中。
这个词的边界正在被像《数字人文季刊》这样的机构主体定义和讨论。接下来这个内容，也表明了这个正在发生的变化，它来自《数字人文季刊》首发刊最开始的编者按：
数字人文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杂糅的领域，跨越了学科的边界以及理论与实践、技术应用与学术反思之间的传统障碍。然而经过一段时间，这个领域发展出了它自己的经典、它的内在所属以及障碍最小的智识路径。在这个世界中——二十多年前可能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对数字议题和问题做了各种尝试，但还是很难理所当然地获得一种确定性。相反地，从个人到专家，我们都不得不很努力才能清醒地认识到有无数相关领域会影响我们工作和观念。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尽力解释我们的工作和观念，从而使那些不在我们社群内的外来者也能看到它们，并发现它们的价值。(Flanders et al.，2007)。
这是一种包容而开放的定义，也揭示了一个特定的社群、有关的历史、变化的边界以及某些区隔界定（通过辨别“我们”和“他们”去赋予一种中心性或者非中心性的概念）。尽管文本中并未直接说明，但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更倾向于人文计算。编者按中指出的关于对话的兴趣对于整个领域的发展都很重要。为了形成一种数字人文的广义定义和同心协力的努力，这种对话必须不仅仅是将人文计算整合成为数字人文以及其他多种多样的数字人文，还必须催生一个包含一定数量的可能最初不把自己做的事情定义为数字人文的项目和人的跨学科的领域。实际上，哪怕是与那些已经被贴了数字人文标签的工作相关的人，也不是都能对这种分类感到适应的。
无论什么情况，这个新名字确定无疑地指出了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它被用于更广泛地命名有关人文和信息技术之间的活动和结构的统称。14从我们以上分析的可以看到，更多作为数字人文的人文计算的例子表明了一个更大的领地。
作为数字人文的人文计算
如果说人文计算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说就是数字人文，那我们就需要细致地考虑这个范式的范围、具体实施和前景。而且，就算不考虑这些，这个范式也还有其他一些需要批判性的关注和讨论。以下展开的四个议题触及了人文计算的某些学科边界和认识论文化，也可能挑战了一些关于人文计算的已经成熟的看法。无论如何，其追求的与其说是一种范式批判，不如说是一种对边界和可能性的探索。还应该注意的是，这里讨论的要点更普遍地与数字人文有关。
第一，整体而言，人文计算还是将人文中的技术视为工具。在《数字人文》的介绍章节里，苏珊·霍基说道，没有必要去定义人文计算，而且，“完全可以认为我们关注的是将计算应用到可以被宽泛地定义为人文或者英式英语说的艺术主题的研究及教学领域中去”(2004，p.3)。霍基的描述暗示了一个范式，信息技术并没有被单独看作一个研究对象、一个探索的实验室、一个表达媒介或者一个实干家的场所。相反地，技术本质上还是被认识为工具。而人文计算很大程度上也是关于如何使用这些工具及帮助其他人去使用这些工具，一定程度上，也是发展新工具（和方法论）。工具有很多，比如索引项目，有相当悠久和辉煌的历史，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变革(McCarty，1996)。还有一点值得讨论的是传统人文计界大在的开烟八是在结具，而是使用和发展现在已有的工具。这个发展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结构或者元数据的层面发生的，比如文本编码和标注系统。当然，这个层面上的工作对于工具的开发和使用有着基础性的含义。
文本编码通常被认为是人文计算的核心要素。科恩纳德·德·斯迈特认为“文本编码似乎为所有计算机在人文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2002，p. 95)15。像最重要的文本编辑倡议这样的分类涉及了非常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论挑战(McGann，2006)，需要基于此及其他模式开发出更具创新性的工具(Rockwell，2003)。洛克威尔强调，很重要的是要超越现存的个人工具的层面，开发基于社区和服务的有效的工具，并且鼓励更有趣的尝试，以及允许对工具的批判性讨论。显然，有这样一种开发需求的存在，或者是某些典范项目需要进一步的发展，以探讨最好的实践和下一步的批判分析。例如，很有意思的是看到了与网络2.0思考和平台更多的结合，注重交互和参与性设计和方法16，比如快速成型技术(rapid prototyping)。一个当前很有趣的方法论创新案例是洛克威尔和辛克莱关于极端文本分析的工作。17
还可以讨论的是，传统人文计算首要关心的并不是界面，以及东西看起来和感觉起来如何——工具的物质性。柯辰保称为“数字人文也还没有开始……启动一个关于其与视觉设计、美学以及，是的，甚至美的严肃对话关系。”(2004，p. 532)麦甘恩则认为“数字工具只是和界面一样好，我们通过界面来思考这些工具”(2006，pp. 156-7)。当然也有一些对工具的影响力和使用范围的需求超出了人文计算常规提供的范畴。朱可和诺维斯基指出“我们不能仅仅使用数字工具去拓展人文研究，还要能够对那些方法和预设有所反思，因为正是这些方法和预设塑造了我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以及我们对于解释是如何被框定的认识”。(Drucker and Nowviskie，2004，p.432)
第二，人文计算经常被指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方法、方法论、工具和技术上兴趣一致而得以成型。部分是由于工具性导向所导致的。当然，我们没有理由去质疑方法论共识是否是一种有价值的跨学科聚焦以及有效的合作态度。但是这种强烈的方法论聚焦从根本上影响了人文计算的操作方式及其与其他学科间的关系。最严重的影响在于它与其它学科的关联主要是在于方法论方面，它无法整合作为这些学科核心的很多特定议题。值得商榷的是，这就使得人文计算更加难以触及更广泛的传统人文院系和学者。然而，可以说，实际的目标人群——对人文计算工具和视野有着积极兴趣的人文学者——对于方法和技术的兴趣还是相对有限的18。在一篇有趣且颇具挑衅意味的论文中，尤奥拉(Juola，2008，p.83)提出，“数字人文”这个新兴的学科已经出现了几十年，但一直以来忽视了更广泛的人文社群。尽管他对于人文计算所做的工作颇为欣赏，但同时他也发现：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人文计算或多或少地缺乏传统学术的背景。学者缺乏动力去接受（或者甚至去了解）人文计算的结果。
看看文本分析，洛克威尔指出“文本-分析工具和文学的计算机分析实践还没有对研究群体产生预期的影响”(2003，p. 210)。尤奥拉的分析显示人文计算杂志的引用率是非常低的，而且他还指出美国常春藤大学很少出现在人文计算的出版物和人文计算会议上。然而，还可以说明的是，引用缺乏部分也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使用了人文计算工具的学者可能倾向于不注明这些工作的创造者。如果是在这个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论（或者理论）没有相关的书面著作时，这点就特别明显了。
当然，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文计算是否想要或者需要触及人文学科19。这就与早先关于学科自治与否的讨论有关。但是，这样看起来就更有必要支持拓展疆域以达到更高程度的渗透。进而，如果方法论和工具是专业拓展的核心，那么将自己与许多潜在的工具用户(共同创造者)区别分离开来就是反直觉的事情了。尤奥拉高调的“杀手级应用”(killer application)的讨论也显示，他有兴趣与朱可和诺瓦斯基等人开发一种新的或者进阶的工具。可以验证的是，有一些与各种人文学科所面临的特定学科的核心挑战更为直接相关的工具或应用是非常有益的。这样的一种开发或许能减少对方法论的关注，将人文计算20与人文学科更紧密地融合，也可能会有更多的具有丰富综合的理论、经和实验基础的工具和应用。
第三，人文计算有着非常强烈的文本性。考虑到这个领域的历史、首要关注点以及人文学很大程度上的文本导向，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传统文本很明显在描述和分析上有优势。特拉斯在她关于人文计算的分析（部分是基于语料的）中指出“人文计算研究的预先设定是关于文本”(2006，p. 236)。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对于多媒体和非文本表现范式的兴趣已经在明显地日渐增长。比如，这个兴趣可能体现在视觉材料的元数据规范形式上，或者体现在人文计算中使用地理信息系统的兴趣上。有时，还会介绍不同的技术及方法（3D建模、GIS、动画和虚拟现实等），但是这些并不一定会应用于实践。例如，杰索普(Jessop)说道“使用数字工具处理空间数据的研究潜力仅仅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进行了探索”(2007，p.4)。当然也有很多例外，许多多产的学者对投入这些议题有着强烈的意愿，但对于大多数人文计算而言并非如此。这里的风险是，其他媒体被作为和文本一样来对待（例如，另一种编码的对象类型），或者因为非常强的认识论认知，将文本作为对象，从而从属于文本。下面就有一个非常文本视角的，与人文计算的历史（或未来）相关的图像的讨论：
从网络上获取图像资源文件当然有许多优势，但人文计算实践者逐渐习惯于搜索文本所提供的灵活性，因此倾向于认为图像项目并不真的是他们的东西﹐除非像“贝奥武夫项目”(BeowulfProject）(Kiernan，1991)一样，可以用某种方式来操作和加强的图像。该项研究有趣地将图片与文本，乃至文字联系起来(Zweig，1998)。当大部分这个工作能被自动处理时，我们就可以对手稿研究的某些方面进行再概念化。其他形式的多媒体的潜能现在已经被很好地认识到了，但其使用真的很依赖于高速访问，并且未来很可能会与电视逐渐融合。(Hockey，2004，p.15)
当然，文本聚焦并没有错，但它确实对人文计算的范围和深度产生了影响。所谓的“视觉转向”( Visual Turn)或者对多媒体再现的研究看起来对人文计算并没有很大的影响。21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些社群之间的互动很少，很难对这些框架进行概念化和工具开发。更普遍的是，在人文学及其他领域（比如对再媒体化的研究、转媒体或者跨媒体文本﹑数字艺术以及对“混搭”[mashup]的当前兴趣）中，人们对非文本以及混合媒介的兴趣逐渐增加。并且，毋庸置疑，大部分本地数字媒体不是纯文本，但人文计算关注数字化和编码形式的文本为更加“单纯”（如果被标注和结构化了的）的文本形式予以特权。似乎在这个领域里，人文计算领域有大量的机会（包括创新工具和思维方法），同时也为人文领域中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显著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持22。进一步地，这就使得这个领域需要一些能对数据进行结构化、标注和管理，有兴趣且有能力的人。很兴奋地看到，对于非文本表现范式和分析的兴趣在人文计算中正在逐渐提升。看起来去支持这个发展是有价值的——至少这个视野是一种范围广阔、内涵丰富的人文计算/数字人文。当然，这样一种发展不需要排除一种已有的文本聚焦。
我的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是有关于人文计算中使用的数据和材料——或者，换句话说，人文计算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对象。麦卡蒂在他关于方法论共性的讨论中对四种数据类型进行了区分:文本、图片、数字和声音(2005a，p. 136)。专业的源数据和学科方法具有的模式特点被简化为四种数据类型以及“一套有限(但不固定)的工具”以方便操作23。这就触及了人文计算中（当文本是首要的研究对象）支持科学驱动的知识生产模型的趋势：
人文计算的主要出版物将有关文本资源的应用放在了人文计算发展中的中心位置，因此文本难免地聚焦于这个领域。这里并不试图去定义“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arity)，而是由于其本质，人文计算不得不拥抱“两种文化”，将科学的、严谨的、系统的且清晰的程序方法论特点引入，来关注和解释人文学中的问题﹐而这目前经常被视为一种偶然的潮流。(Hockey，2004)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以及以上引文所强调的，文本是人文计算中的一种优越的数据类型。进一步说，人文计算主要感兴趣的是数字化文本（或者在某些案例里，数字化的历史站点等），然而没有任何材料天生是数字的。数字生成(born digital)材料包括计算机游戏，博客、虚拟世界、像聚友网(MySpace)这样的社交空间、电子邮件集合.网站、监控录像素材、引擎电影( machinima films)和数字艺术。大部分“对象”在不同的新媒体环境中被研究和分析，而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中间( in-between)地带。人文计算有兴趣与新媒体学者交往么?我们当然需要一些为研究在线生活和文化而精心打造的专业工具。为什么，例如，没有任何软件可以用于对计算机游戏进行比较研究和分析呢24？引擎电影如何能被标记并与它们参考的文化产品产生联系呢?我们如何系统化﹑语境化邮件档案呢25？社交软件平台是否能适应人文计算的需求？多模式( multimodal)和多渠道交流(multi-channel communi-cation )是否能以一种持续的方式被追踪，标记、相互关联并被搜索呢？
我发现人文计算和新媒体研究的交集非常有趣。在人文计算中有某些新的类似媒体(media - like)的工作正在进行，但是相对边缘，而且很少有工具可用。一个更全面、多层面的参与可能会刺激人文计算催生更多的理论作品。洛克威尔举例说明了这种参与的重要性：
数字理论不应该只留给新媒体学者﹐我们也不应该认为把它搞明白了就能回去编码或者回到别的人文学科。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理论，而是理论化﹔我们需要培养对数字的反思﹑解释﹑旁观和思考。我们不需要与一种经典或宏大的理论妥协，相反地，我希望在社群里思考数字，并通过数字思考。(Rockwell，2004)
不管这种参与是涉及理论还是主要关于方法和工具的，看起来都将会是双赢的。尤其是人文计算能够吸引人们对数字文化以及唐·伊德(Don Ihde)假设的“技术肌理”(technological texture)日益增长的兴趣。进一步可能的结果是，通过应对当前与数字相关的（例如参与文化、监控社会、性别与技术以及新兴的艺术与文本形式）许多重要的研究挑战，从而与人文学科产生一种更稳健的联系26。
人文计算的认识论承诺并不限于以上讨论的几点；然而，却尤其与人文计算成为数字人文的讨论有关。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数字人文将必须包括工具、方法、文本和数字化，同时也包括新的研究对象、多方参与模式，人文领域的理论议题、非文本和天生数字形态的东西。
多重身份与冒险
让我们将人文计算与一种相当不同的机构环境和认识论传统做个比较。安妮·巴尔塞莫(Anne Balsamo，2000)在《规划文化研究:心理玩家﹑傻瓜和其他的后学科冒险》(“Enginee-ring Cultural Studies:Thepostdisciplinary adventures of mindplayers，fools，and others”)这篇论文中提到了乔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更具体地，她谈到了乔治亚理工学院的文学、传播和文化学院(the School ofLiterature，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LCC)所提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项目中的故事、张力和语境。这部分是通过赛博朋克(cyberpunk)科幻小说作者帕特·卡蒂根(Pat Cadigan)的作品来完成的。
LCC学院过去是一个英文学院，在1990年进行了转型。巴尔塞莫讨论到了学者具备的不同身份，以及在一个主要在技术上有优势的学院做一个人文学代表相关的复杂内部关系。例如，机构的定位要求LCC学院的老师奉行传统的人文价值，以免给工程学院理由去减少或者取消人文方面的要求。缺乏稳定的身份就是不同角色以及跨学科环境作用的结果，而且这种缺乏稳定身份的情况看起来也是人文计算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这种跨学科的待遇及环境对两部分实体都很重要，但他们却不得不冒风险：
打造这些新的联盟———与技术专家、科学家以及医学教育者——提供了拥有一个领地的可能性，而这个领地之前对非科学专业的文化理论家是禁止入内的。和其他政治斗争一样，这个联盟项目的建立不是没有风险和危险的。(Balsamo，2000，p.268)
另一个相似性是来自“外部”对教学方面的期待。比如，总有人期待像LCC学院这样的机构能将“高雅文化”(high culture)以及可能有用的知识传授给工程学院的学生。同时，有一些基本的价值理念和批判视角需要被表达：
作为一个女性主义学者，我当然不想放弃对科学知识是父权制知识的认知论批判。我也不想放弃通过科学和技术的方式去追求社会公正。这就变成了身份-转换实践的另一个场合——这次不仅仅是在人文学者和批评家之间，更是在教师和拥护者之间。尽管教师要求学生对一种认识论世界观要有自己的哲学批判﹐需要对特定的科学世界观的价值导向的本质建立他们自己的判断﹐但拥护者则继续指导他们寻找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职业，并且鼓励他们去想办法创造不同。(Balsamo，2000，p. 271)
巴尔塞莫引人入胜的描述以及关于人文计算的叙述描绘了一种中间状态:有着多种身份.但缺乏一个稳定的身份，与无论是否在本地环境的其他学科有着很多丰富但并非毫无问题的互动。可以看到的是，这样的描述充满活力，具有冒险精神的同时也期待有所作为。
乔治亚理工学院和传统的人文计算则呈现了通向数字人文的明显不同的方式。例如，巴尔塞莫将信息技术视为需要探索和进行认识论批判的文化对象，而传统的人文计算则以更为形式化和实用的方式对待技术。本系列的下一篇文章中，将尝试绘制更加详细和全面的数字人文地图。许多不同的倡议和方法被用作示例，详细地讨论了与“数字”互动的不同模式。就理论、实践、历史、技术和学科基础以及瞬息万变的格局而言，数字人文的故事仍然是复杂的。正是这些特质使数字人文科学成为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并且充满了活力和多重身份。
致谢
我与许多热心帮助和善于启发的学者、主管、艺术家和开发人员进行了交流。我要感谢马修·拉托(Mat thew Ratto)仔细阅读了草稿和建议，并感谢斯蒂芬妮·亨德里克(Stephanie Hendrick)的评论及在语言方面的建议。此外，与洛克威尔、维拉德·麦卡蒂、大卫·西奥·哥德堡(David Theo Gold-berg)、丽莎·帕克森(Lisa Parks)、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克里斯托弗·维特莫尔(Christopher Witmore)、艾瑞克·罗布莱斯(Erica Ro-bles)、迈克尔·山克斯( Michael Shanks)、杰弗里·施耐普(JeffreySchnapp)、安妮·巴尔塞莫、塔娜·麦克弗森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讨论都使我受益匪浅。
注释
1.帕特里克·斯文森(2009)，原发表于《数字人文季刊》，3(3) , http:// digitalhumanities. org/dha/ vol/3/3/000065/000065. html.
2.例如，翻阅最近四期《文学与语言学计算》杂志，我们可以看到文本的特权作用：24(1)期中的专题，计算版本文学与语言学计算；23(4)期中的大规模统计文本分析、文学和语言学计算；23(3)期中除了一篇关于学术可视化的文章，还有大规模统计文本分析、文学和语言学计算；23(2)期中的大规模统计文本分析、标注和作者身份归属。另见本文后续讨论。
3.http: // www.ach. org/abstracts/1999/renear-ach. htm/s(链接失效——译者注)
4.http: // cfp. erglish. upem edalarchive/collections. 0047,htm/.(链接失效——译者注)
5.见示例，http:// www.ach. org/documents/minutes2003.htm/.(链接失效——译者注)
6.《人文学者》，21(436)，2004年12月，有大约1500 名订阅者与维拉德·麦卡蒂有着个人交流。阅读量比较稳定。
7.《人文学者》列表档案供有兴趣者阅读和进一步了解: http:// digitalhumani-ties. org / humanist。
8.有趣的是，特拉斯(2006)也在她的分析中运用了相类似的材料。据我所知，它们是独立开展的研究，我自己的材料首先公开发表于2004年。
9.英语系很容易首先成为备选。它们是人文计算传统和认同的一部分，也是前文提到的基础叙事的一部分。杰弗里·洛克威尔写道：“一门学科需要一个关于其创立的故事以及一段包括英雄（布萨神父），怪物（英语系）和合时宜的成就(TEI P4的出版)的历史。”（洛克威尔，2002）
10.能够代表阿赛斯观点和令人耳目一新的挑衅风格的是他在2005年 ALLC/ACH会议上的主题演讲：“一点旧、一点新、一点借来的、一点蓝？人文学是否能为游戏研究做出贡献？”
11.http: // www. digitalhumanities. org.
12.文本文档选自《人文学者》网站上的2005—2006年和2006——2007年的各期创建内容。
13.在《数字人文指南》的“导论”中可以找到一个有趣的“共存”实例：“数字人文与其在人文计算领域的跨学科内核，历史悠久且变动不居，这一点在对具体学科与计算发生关系的地点进行考察时，就可以清晰地看到。”
14.在特拉斯关于该领域的术语的简短概述中(2006)，似乎认为这些术语与其他相关术语或多或少是等同的。在此处分析中，这些术语并非是同义的。相反地，它们各有其历史及其独特价值。
15.瑞尼尔(2004)提供了一个关于文本编码及其历史的有用综述。
16.虽然互联网2.0是一个时髫词,但在基于网络协作和社交的软件、微观内容的处理、可视化和创新界面方面毫无疑问有很多有意思的发展。见亚历山大(2006)做出的有用综述。
17.http:// tada. mcmaster. ca/Main/WhatIsExoremeText Analysis.(链接失效——译者注)
18.相反地,当方法或技术已经被广泛接受时﹐目标群体可能已经很庞大或相当博识了。
19.杰弗里·洛克威尔在一篇非正式的维基文章中评论了尤奥拉在2006年巴黎数字人文会议上的演讲，他写道：“为什么我们必须得到别人的支持？已建立领域的研究者是否觉得他们需要让人文领域的其他人都皈依？我们真的需要从别人那里获得合法性吗？”( http:// tada . mcmaster. ca/view/Main/oh2006? skin: plain)(链接失效——译者注)
20.特拉斯说，“只有当这个领域变得不那么孤立，并与计算机科学和那些不太愿意接受计算机作为研究工具的人文研究者互动时，这个学术主题才可能蓬勃发展。”(2006,p.243)
21.或者说，以斯特恩(2006)和维特莫尔(Witmore，2006)等为代表的“后视觉”转向。
22.虽然，人们似乎对人文计算中文本分析的文本挖掘和网格计算(grid compu-ting)很感兴趣，但似乎更有可能在非文本材料（或文本和非文本材料的组合）方面开发出更广泛的数据、可视化和计算密集型应用。
23.麦卡蒂还补充说，这些工具源于“形式方法”(formal methods)，其应用受制于“形式方法”。关于人文计算的形式主义方面,在此就不赘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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