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会发现我自己因为上网而变得拖延。而我却乐见其成。这有利于清空头脑，为后续要完成的工作集中能量，并能探索和扩展我的世界。而阅读短文和评论是效果最好的办法。我基本但不完全认同是这么回事。至少应该有一些洞见和看法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挑战我自己﹐从而让我感到充实和满足。当发现我的偏见被轻易证实时，我有点不安，然后我就想尽可能不费劲地去改变我的想法，也就是说，小小改变下。

这么看，《国家》(The Natiom)杂志的在线版本刚好就是这么个事。有一天，我发现我在阅读一篇关于学院英语系的现状和未来的悼词。威廉·德雷谢维奇( William Deresiew-icz )的《2008年文学声明》(“Professing Literature in 2008”)²表面上是一篇关于一个叫杰拉尔德·格拉夫(Gerald Graff)的人写的《文学声明》再版而新作的评论。如果不就其主题（我没读只是一瞥之下）而是就其所讨论的世界而言（文章主要关注于此，而我曾经一度对此也非常熟悉），我认为该文是相当尖锐的。顿时，我就想到两个事。有一个很精准的类比：根据作者的解释，现在英语系教授的课程被时尚和身份政治碎片化到了只会拍马屁讨好学生的境地，而看不到学生是否有付出努力或者有可贵之处。“如果研究生院都这么干，那每门课就要在课间休息、午饭的时候吃巧克力蛋糕了”。作者用了一个有趣的概述对问题症状进行了描述，说明了碎片化是如何在现代语言学会(MLA)每年的院系招聘广告中体现出来的。“当代文学、全球文学、少数族裔美国文学、创意写作、电影、生态批评文学等。这里还有一些招聘帖子是针对科幻小说、幻想文学、儿童文学岗位，甚至还有为某个叫‘数字人文’的东西设立的教职”。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有道理，我想，我能接受。要不是这个分析是彻头彻尾的错误，而且错得执迷不悟，其实我是可以允许“数字人文（‘人文计算’这个名字在计算机俱乐部已经变成了一个内部小团体的时候就不再使用了：身份政治的规矩是，为了让某个旧身份变得时髦，你得给它起个新名字）”被某个外来者视为只不过是人文自助餐桌上的一道开胃小菜(canape)的。是的，一旦我们用食物来做比喻，数字人文实际上可以是英语系大杂烩中的烟熏三文鱼、酸奶油、续随子以及小茴香。我能想象人们可能会对此感到疲倦，尤其是当它被端上餐桌时，是人们已经吃饱了并且无论如何都吃不下了的时候。因此，我开始同情自己。而且德雷谢维奇教授已经满足了我的需求：他让我思考，但不那么费劲;他让我对这个被称作数字人文的东西有了新的想法。我的拖延症因此治愈了，我受到了刺激﹐我能够将注意力重新放回到手边的工作上了。

但是，几天后我发现，有些东西还在隐隐作祟。像这样的贬低在我自己的专业里并不常见。因为我足够幸运得以在学院之外快乐生活，所以对我而言，它叫什么以及它是否受到学术上的尊重，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不如说，它不光是被计算机俱乐部、也是被所有碎片化的专业以及二级专业(sub-disciplines>摒弃了。尽管我被他的雄辩逗乐了，但我察觉到我的新朋友德雷谢维奇却没能得其要领。他将这种杂乱的、混沌的特点描述为死亡之路上的嫡。（在一篇歧视那些不重视自己的理想和品味的人文文章里，他向我们强调了选择英语专业的学生数量正在下降的事实）但是从更远的距离来看，我确实看到了在一片领地上，原生的植物和野花正蔓延于整洁的草坪之上。我更愿意这样想象﹐院系扩大其所开设的课程不仅仅是一种针对天真和自我的本科生的防御性营销的尝试，而且是出于更高尚的目的，努力培养最坚定、最富有想象力且更年轻的教职人员。这弥补了某些旧的不平衡，却也比较笨拙地推动了这个最神秘，最费解和最重要的学科得以中和通达。在我看来，媒体意识﹑后殖民感知、史学批评以及文化好学(cultural studi-ousness)所提供的令人费解的混杂成果，都有同样一种基因密码。或许所有细读，就是将作品从语境中抽象出来研究形式本身，再接着将最重要的阅读语境带回到阅读中来，实际上是开始从作品自身到看到整个世界的总体。如此，推论成立，那就不仅仅是一个无聊的智力练习;或许老派的人文主义者所宣传的这些心智方法和习性是对的，这种鼓舞人心的，积极参与的，但同时兼具批判与自我批判的感受力的实践力量，是我们解决真正复杂棘手的问题的唯一途径。这些问题被个人兴趣复杂化了，沾染了浓厚的私人情绪、身份证明和自我关注。说实话，我想这么回应：在人文不仅仅被遗忘，也遗忘自身的同时，我们所有人，从软心肠的动物解放主义者，到被集中的资本冒犯了的新马克思主义者(neo - Marxists)，到糊涂了的酷儿理论者(Queer Theorists)，再到酷而镇定的、掌握技术的数字人文主义者，他们具备我们的远大前景和对首字母缩写的热情，应该都去参与对方的课程——至少在拖延的时候带着同理心情来阅读对方的博客——带着深思熟虑的目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有哪些共通的地方。

至此，我想回到正题。但我已经找不到链接了。它还没重要到需要添加到书签里，那谁又能记住它来自哪里呢？对于这篇文章，我是想做点回应的，甚至想写点什么的，但它在互联网的什么地方，我却完全找不到。幸运的是，我们有搜索引擎帮助我们处理这类事情，我在做本职工作时抽空花了几秒就找到了原文，而且还找到了更多。

因此，让我先转发几条我偶尔发现的、一针见血的回应(在我2008年3月搜索“叫数字人文的东西”时找到的玛格丽特·索尔坦[Margaret Soltan]的博客里)³：

回到历史系的研究生院（常春藤之一的学校），一个朋友用一个富有说服力的观察攻击了我。在一个学生收入颇丰、可以无视本科生减少的一流大学里﹐历史是最受欢迎的专业，远超过英语系。他解释说，是因为这些学生想真正了解他们自己的文明的发展和变化，这在英语系已经学不到了，而在历史系还是可能的。(Dave Stone⁴)

这就将我们带到更为根本的一点上。提摩太·伯克(Timothy Burke)的话所揭示的，数字人文的正确对象是可被称作数字时代的“媒介意识”(media consciousness)的东西，一种特别的批判态度类似于，实际上也延续着，任何民族或时期都有的一种对文化产品的普遍的媒介意识。这样一种意识将从对语言和修辞形式的研究开始，但并不数字人文项目可以互为补充。我们不仅研究数字媒介和文化，以及数字媒介的文化影响，还关注媒介设计和制作。在这个方面（尽管许多项目非常短命），数字人文很像引发了欧洲文艺复兴(European Renais-sance)的人文主义运动，其所关心的不仅仅是那时的经典学术的复兴，同时也关心高科技的发展及其在学习和传播中的应用。像尼古拉斯·詹森(Nicolas Jenson)和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 Aldus Manutius)这样的学者型技术专家设计了字体( type faces)和学术机构，创办了出版社并发明了现代批评版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开创了时至今日学术研究还藉以运作的知识形式，还有那些被反复提及的声音录制、广播、电影和电视革命。直到今日，这些基础的事物才得以被再次审视，此时数字媒介开始提供亲密性和联系，就像纸张﹑墨水和印刷媒介一直以来为独特的、个体的学者，我们的研究主题和更广泛的社群所提供的亲密性和联系一样。这种亲密性和联系(这个不能过分强调)基于具有多重角色的个人学者：他们既是媒体的消费者，也是其创造者和生产者。然而当我们看到他们的本质，数字媒体是如何被编码的（作为符号结构与算法的、藉由机器的过程协作成为一种文化生产形式）以及他们如何用文字，颜色、声音、图像和工具来编码文化，这同时也证明了并不是完全不需要识字能力了，而是他们需要它、充实它、并将其扩展和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但是这也很具有挑战性，甚至令人焦虑不安。所以，将学术英语系的课程增长抑或是衰微看作市场供给的信号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对于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只要观察他们自己的专长或者兴趣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在学术机制里，针对像教师岗位、奖学金、学生、出版机会、奖金和奖励这样的稀缺资源的零和竞争必然导致了做任何扩展注意力的事情都意味着是不务正业;因此，那些原以为什么都搞好了的旧秩序发现自己现在已经是四面楚歌了。然而，无论是个体或是集体意义上的，这些二级学科只有能从比以前更宽广和更深厚的基础中汲取力量时，才能得以繁荣。与在课堂上、讲座、食堂（中世纪机构）、专著、期刊（自从印刷时代）或者会议论文（移动时代）相比，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出版途径，更多的访问渠道、更多的机会接触观众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更多参与，对话和学习的机会。这些机会中，特别是创造和维护地理上分散的兴趣社群的机会，很多都是通过联网的数字媒体创造的﹐比如邮件列表、博客、维基、在线发布项目、文摘、课件、共享软件和群组件。但这些都不是这里的要点。相反地，这种极大的丰富性并不是零和游戏的结果，而是体现了远超单个院系的知识社群及其参与者的正和产出(positive-sum outcome)。进一步来说，如果我们假设竞争对手或敌人能够在共同的兴趣中发现共同的动机，那这种更广泛的知识，好奇心和注意力经济为更多这样的产出提供了机会。不，师资队伍并不是无中生有。而且智力财富也不仅仅是由尽职的教师盲目操作所创造出来的。它产生自热情燃烧和学科压力下的社群。而且，一个院系在能保持社群性的同时，还能找到办法提供反映学生，职员和教师兴趣的宽度和广度的内容，就可以发现它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在这个语境下，“叫作数字人文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如此的模糊而神秘，几乎得不到一位英语系教授的注意——或许不仅仅是另外一个附属专业（尽管出于同样的原因，所有英语教授都是印刷技术方面的专家）：它的作用之地，是一种新的、更大的、更精细的、更复杂、更丰富多彩的文化所在。

我的直觉是所有这些林荫大道，无论是领域或断代研究、类型研究（包括科幻小说、传奇、儿童文学、浪漫小说、绘本小说，诸如此类），还是像生态批评、政治、社会历史或认识论批评这样的核心焦点，抑或是那些既难懂又迷人的简单娱乐，当学生和教师开始陷入新媒体的创造性可能，哪怕只是分享一点有意思的东西，也会引起想法，进而一定引发不可挽回的碎片化。确实，当他们被认真追求的时候，我认为他们所分享的是人文学者一直以来分享的内容。这或许不总是像批评家警告我们的那样，新专业将剥夺我们的“分享文化”，但这是更好的事情。人文研究总是提倡两样东西，或者确切地说是一样。就像一个骗子，想在你眼皮底下把这个东西换成你不想要的东西，但结果这个东西比你原本想用钱买的东西要更有价值。当你报名的时候，你已经想到了自己被授予一种验证的和确认的叙事，某些原初的论述会打消你的怀疑，证明你的无限价值（或许只有如此，那些野心勃勃、志得意满的子弟才会转而主修历史专业，如果英语系不再给予他们一个令人满意的神话）。若你足够幸运，加入一个全球视野，不仅进行批判，而且包容批评，因而能够具有活力，创造力和生命力。你所接受的自我知识不能将你或你的部族提升于人性之上，但暗示你身在其中。在此之下，“数字人文”并不需要成为标语或者一份事业，除非这份事业是数字时代的人文学科自身。

作者按:

这篇文章写于2008年，只是在那个时期的一家之言：“数字人文”这个概念不再像当初那样闪闪发光了。它现在看起来已经开始有点奇怪（短短四年之后），问“DH”是不是只是另一种时尚的另一个标签。(答案比之前更为明显，既是“是”也是“否”)。然而另一方面，战线并没有推动，这里还有更深刻的问题有待解决。这是一个零和游戏?数字人文只有在牺牲其他重要的事情，包括好的传统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时才能做得好吗？我从来不相信这个，我认为大多数数字人文的实践者也不会认同。

这篇文章所回应的内容（以一种反讽的方式）把数字人文放置在文化战争中，视为对学生忠诚度的竞争考验。确实，这或许不完全是错的，但也有必要反思下这个问题最初的假设。数字技术是否也可能重开战场?

温德尔·皮兹，201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