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G.柯辰保
马里兰大学
编者按：
已经有太多“什么是数字人文”的文章的发表，以至于柯辰保认为这种文章成了一种老生常谈。在这篇文章中，他主要从几方面考量，什么是数字人文以及为什么它在英语系特别突出。他先从数字人文机构和会议开始考察其主题和方法论，继而观察到数字人文也可以被划归为“一种社会事业”。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他所认为的一些数字人文的重要发展，已经成了重要的主流主题。其中包括从人文计算到数字人文的命名变化；像布莱克维尔的《数字人文指南》；美国人文基金数字人文办公室的成立等。很有趣的是，阅读这篇文章时联想到了本书中（第一章）洛克威尔(1999)的文章以及他对人文计算这个词的沮丧之情。数字人文是否就是一个更有效、更易交流与传播的词呢？在过去的几年里，重新命名这个领域对于其发展及日益的机构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里说的是否就是数字人文呢？
当人们说英语系里的计算机革命战役已经打响，且胜负已分的时候，他们其实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如果说我们将目前在英语研究中对计算机的使用最终归为一类，那也是最基础层面的尝试。作为一个专业，我们刚刚开始学习如何与计算机共处，才开始将这些机器有效地结合到我们的高强度的写作和阅读课程中，也才开始考虑到与计算机相关的多层次识字能力(the multilayered literacy)的影响。
(Cynthia Selfe，1988)
什么是“数字人文”（人文计算）？无论谁问了这个问题都已经不难找到答案。像“数字人文是什么”这样的文章已经成了老生常谈。维拉德·麦卡蒂多年来就这个题目发了不少文章（还有一本专著）。在使用旧名的情况下，约翰·昂斯沃斯已经向我们提出了有关“什么是人文计算和什么不是”的建议。前不久，帕特里克·斯文森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献详尽的文章讨论了相关议题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了从人文计算到数字人文的词汇转移(lexical shift)。更有辛西娅·塞尔夫(CynthiaSelfe)从1988年开始到现在的二十年间在《英语系学会公告栏》(ADE Bulletin)上提醒我们，计算机已经成了我们学术生活的一部分。在这段时间里，数字人文已经积累成了一个强大的专业机制，主要植根于英语系而不是其他院系。
我们很容易勾勒出这个专业机制的面貌。一个名为数字人文机构联盟的机构主办了一个参与者芸芸的年度国际会议，名为“数字人文”（继而成为较早的年度系列会议，由1989年就成立的计算机与人文协会和语言学计算协会联合举办）。还有一本布莱克维尔的《数字人文指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一套数字人文方面的丛书（是的，丛书）。另外还有一本名为《数字人文季刊》的专业评审期刊，是最早致力于这个领域的几本期刊之一。另外还包括一本较新的出版物，由加拿大数字人文协会(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Digital Humanities，CS-DH)资助的《数字研究》(Digital Studies/Le champ numerique)。维多利亚大学资助了年度数字人文暑期学校来培训初入行的学者。关键的是，还有数字人文的中心和研究机构（在世界范围内可能有至少一百家，其中一些已经成立了十年以上而且有至少几十个人员）：一家叫“中心网络”(CenterNet)的机构为之提供服务。还有数字人文宣言（我至少知道2个）和常见问答(FAQs)，讨论会和研讨会，工作坊和特别环节。当然，不用说关于数字人文有一整套的词汇表或者解释，体现在那些引用了这个词的内容中，比如每个工作宗旨，每次的论文/提案征集、每个策略方案和课程建设文件、每个岗位要求等。这个问题被提出了无数遍，在电子讨论列表，博客、脸书墙和推特的反馈中，你会发现所有你想读到的热情与规训、祝词和长篇大论。
我们当然也可以简单谷歌一下这个问题。谷歌带我们去了“维基百科”( Wikipedia)，而且找到的结果还不错：
数字人文，也叫人文计算﹐是一个学习，研究、教学和发现的领域，关注计算和人文学科的互动。其在本质上是方法论的，在范围上是跨学科的。它包括了对电子形式信息的调查、分析﹑综合和呈现。数字人文主要研究媒体是如何影响使用它们的学科，以及这些学科对于我们关于计算的知识能有什么帮助。
作为一个有效定义，这个和我看到过的那些定义一样有用。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特别是当我看了一眼“查阅历史”标签，它显示了内容贡献之人与数字人文有着密切关系。在此意义上，数字人文根本上更接近于一种通用的方法论展望，而不是对任何一套特定的文本或者技术的投入。我们应能够尝试量化地改进下这个“展望”，使用一些数字人文真正首创的工具和方法。例如，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名为 Voyeur的文本分析工具。该工具由斯蒂凡·辛克莱开发，用以挖掘年度数字人文会议的议程、生成主题频次列表、共现关键词或者视觉化论文的引用网络。我们也能选择对问题的定性分析﹐比如检验那些自认是数字人文中心的整套项目。在马里兰大学，我担任了人文技术研究院(MITH副主任，我们支持一项“从莎士比亚到第二人生”(Shakespeareto Second Life)的项目，而且很高兴地获得了由英国信息系统委员会(JISC)和美国国家人文基金联号出资建立的一个“莎士比亚四开本档案库”(the shakespeare Quartos archive)，为《哈姆雷特》现存的32份四开本副本的每一份创建了一个可搜索的数字摹本(digital facsimile)；还有“保存虚拟世界”(Preserving Virtual Worlds)项目，由国会图书馆资助，为存档、确保在未来能访问计算机游戏、互动小说和虚拟社群开发了标准以及测验了最好的实践。
然而，数字人文还是一个社会事业。它为一群人提供庇护。这群人在一起工作、分享研究、争论、竞争并合作了很多年。这个社群的主要成果，比如文本编码倡议或者奥兰多项目(the Orlando Project)，都在这一波对数字人文的关注开始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尽管如此，数字人文这个术语迅速而令人瞩目的崛起，都可以追溯到一组令人惊讶的特定社会条件。昂斯沃斯，弗吉尼亚大学人文科学高级技术研究院(IATH)首任院长，并担任此职务十年之久，目前是伊利诺伊大学信息科学研究生院的主任，发表了评论:
这个词（数字人文）的真正源头来自布莱克维尔《数字人文指南》组稿编辑安德鲁·麦克内利( Andrew McNeillie)的谈话。2001年4月我们开始和他说起这个出版项目，在11月底，我们已经联系好了作者，并且开始为合同讨论标题。瑞(Ray)[西门子]( Siemens)想按照那时惯例叫“人文计算指南”( a Companion to Humanities Computing);而布莱克维尔的编辑和销售部门的同事则想叫“数字化人文指南”(Companion to Digitized Humanities)。我则建议“数字人文指南”(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不再强调简单的数字化。(Unsworth，2010)
大概是同一时间，布莱克维尔出版物逐渐成形，两个学术机构的领导者们开始讨论为他们自己创造一个集合实体(umbrella entity) ，最终其他的机构和学会也表达了类似的兴趣。凡是有学术机构运营经验的人都知道，一个只有几百个会员的机构在经济上是很难达到一定规模的，因此大家就想着要去建设和分享基础设施和服务。这两个机构就是上述的人文计算协会(ACH)和文学与语言学计算协会(ALLC)。整合的结果就是数字人文机构联盟(ADHO)。这个名字也是源于昂斯沃斯那次交流：
关于新兴的ACH和ALLC的讨论始于2002年7月哈罗德肖特和我在图宾根(Tuebingen)的一个酒吧里的一次对话。几个月后﹐我开始列一个清单，起名“ adhoc”——数字人文组织委员联盟( allied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s committee)，第一条信息的日期是2002年8月16日……我们最终在瑞典2004年的ALLC/ACH会议上闲扯了几个名字（ICHIO，OHCO 以及其他的）之后，把事情给定下来了，并在2005年4月投票决定了数字人文机构联盟(ADHO)，把“联合的”(Allied)改成“联盟”(Alliance)。
继而在2005年，布莱克维尔的《指南》出版了，然后数字人文机构联盟也建立了。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关键性时间，是2006年在布鲁斯·科尔( Bruce Cole)主席的领导下，国家人文基金的数字人文倡议启动，布雷特·博布利(Brett Bobley)担任主任，他是一个富有魅力并充满想象力的人，同时兼任机构的首席信息官(CIO)。在一封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博布利描述了2006年1月与一位美国国家人文基金职员的一次午餐。在那次午餐上，他们就如何建设数字人文倡议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
在午餐的时候，我记录了好几个名字，包括人文计算、电子人文和数字人文。当我回到办公室，我开始谷歌这三个名字﹐结果“数字人文”成了赢家。我喜欢这个名字有几个原因： 因为数字人文机构联盟和他们的年度数字人文会议，这个名字带来很多相关点击。我相信我也从朱莉亚·弗兰德斯那里听说了即将出版的《数字人文季刊》杂志。而且还有个特别的原因我很同意，这个名字比“人文计算”范围更为广阔﹐后者让人感觉只是一种计算﹐而“数字人文”则指一种人文主义形式。我还想到如果强调“人文”会比较容易向人文社群推广。(Bobley，2010)
2008年，数字人文倡议成了数字人文办公室，这个项目有了“办公室”这个名头后，就在机构内有了一个永久的位置。这个联邦主要的人文学术资助部门，直接从一小群活跃且有影响的学者那里接收指示，然后将有限的资源提供给一些新的资助项目。这些资助项目中的一些致力于“数字人文”操作上的创新，至少在美国，这毫无意外地为数字人文这个品牌增加了分量。
我认为，这些事件将会在学术史上有一席之地，就像那些重要的批评运动一样，比如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或者耶鲁解构主义( Yale deconstruction)。在短短五年多的时间里，数字人文已经成了一个常用的术语，为那些经年在一起工作一群学者所使用，渐成气候。个体学者现在已经习惯性自称为数字人文学者，或者“DHers”。这个群体有着超乎寻常的强烈集体感和共同目标，体现在像阿尔伯塔大学团队组织的“数字人文日”这样的活动中。在第二次活动中，有超过150名参加者（第一年有大概100名）。这些参与者在一个共享网站上分享关于他们工作日的细节、贴出他们办公室和屏幕的照片，彰显了他们的事业。数字人文甚至接受了给自己的《帝国的毁灭》2的混剪版，互联网恶搞了HBO电影中的高潮场景，该场景描述了希特勒在战壕中的最后岁月，不过在这里，字幕是关于线上学术邪恶影响的长篇大论。
数字人文当然也是（你可能已经听说了）在宾夕法尼亚举行的2009(MLA)年度大会上的大新闻。在12月28日，在大会的中间，威廉·潘纳帕克，《高等教育纪事》的一位官方指定博客，为“头脑风暴”的在线专栏写了如下的句子：在2009年现代语言学会大会的所有灰暗和毁灭里，只有一个领域看起来有着勃勃生机——数字人文。更甚于:在所有苦苦挣扎的次领域中，数字人文看起来将会是很长一段时间内首先发生的“下一个大事情”。(必须得说潘纳帕克是一个非常难以讨好的人。他是《就别去了：人文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in the Hu-manities:Just Don't Go”的作者，其笔名是托马斯·本顿[ThomasBenton]。同时，詹妮弗·霍华德(Jennifer Howard)，一位老练的《纪事》记者，曾经报道过之前的大会，提到了数字人文的“活力”“狭小的会议房间里人们济济一堂”。在现代语言学会大会上有几十个小组都是以“数字人文”为主题的，一个人（确实）可以非常轻松地在三天的会议里盘桓其中。
重要的是，数字人文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在会议上出现:社交网络服务“推特”。推特是爱-它-或-恨-它的网络2.0应用，常常因为它将发帖限制在140个字母，不是140个词，而是140个字母，所以被污蔑为注意力不足一代的胜利。其实原因与注意力持续时间没什么关系，而是与“推特”源于手机设备的信息协议(messaging protocols)更有关系，但是这种鼓励简略的，对话体的帖子(“推文tweets”)的形式也似乎包含着一种对才华和机智的直接衡量。与脸书不同，推特允许不对等的关系:你可以“关注”(follow)某个人(或者他们也能关注你)而不需要交换关系。推特很快成了一个会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部分出席者在推特上通过一个共同的“标签”(例如#mla09)提供实时的滚动评论，这就允许每个关注这个标签的人参与讨论。这种现象产生了其他非常具体的后果。在数字人文2009年大会上，根据阿曼达·弗兰奇( Amanda French)的计算，接近一半( 48%)的会议出席者在推特上推送了会议议程。相反地，弗兰奇的数据，揭示了在现代语言学会会议上，只有3%的出席者发了推文，也就是说大概7800名出席者仅发送了256次推文。据此可见，大多数人是通过他们已有的关注网络的渠道与数字人文产生了联系。詹妮弗·霍华德为此在《纪事》上发文，注意到了推特在数字人文社群的中心作用，及其在学术交流上的影响，甚至那些关注了她关于大会主题故事的人们的推特身份。《高等教育情报》(Inside Higher Ed)也给现代语言学会的推特做了报道，注意到罗斯玛丽·G.费亚尔(Rosemary G. Feal)使用推特来与机构的每个成员保持联系——不意外，他们中很多人是 DHers。事实上，这就像《小世界》(Small World )二十年以后再现的一幕，费亚尔在会议全程都持续进行着推特报道，兴致勃勃地掺杂着某些出言不逊的小道消息，还发出了一个即兴邀请她的“特客”(tweeps)去其中一个会议酒店的阁楼套房参加学会精英的晚间聚会。
不难看到为什么学术出版会喜闻乐见这种故事，这比单纯的诡计有趣多了。推特、博客和其他线上渠道给数字人文烙上网络拓扑学的印记，也就是说，表示亲密关系的线条在形式上和功能上显示了谁关注了谁、谁是谁的朋友﹑谁推特了谁以及谁和谁有什么联系。我会提出，数字人文也被一群年轻的（或者不那么年轻的）研究生，教职人员（终身教师序列和临时工），以及其他学院职员所不断刺激着。这群人现在之所以被贴上“数字人文”的标签，是有目的地针对一个因为减少了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支持，提高学费、缩减捐赠、远程教育和盈利大学的大量涌现，以及潜藏在其背后的是，全职的终身教职的学术劳动力变成了兼职的附属劳动力而变得日益怪异的机构领域。一个例子是关于布莱恩·克洛克索尔(Brian Croxall )，新晋的埃默里大学博士的著名故事。他在现代语言学会大会期间和之后的几周时间都泡在网上。因为他没有通过任何会议面试，自己也负担不起去宾夕法尼亚的费用，所以会议在他缺席的情况下阅读了他的论文《缺席的在场：今日的教师》(“TheAbsent Presence:Today's Faculty”）并把文章发表在了他的博客上。然而如许多观察者所指出的，克洛克索尔的论文得到了诸多博客的报道、推特的关注以及《纪事》《高等教育情报》的报道，在很多个量级上都毫无疑问是2009年现代语言学会大会上最受关注和阅读量最高的论文。在大会结束后的几个星期里，还有一系列的转发贴持续讨论了这个事件。许多人感觉这种与更广泛的学术议题的联系，并不是偶然的或者意外的，数字人文的文化是一种珍惜合作、开放、非阶层式的关系和可能引发真正的抵抗或者变革的灵活性。
那么什么是数字人文，它在英文系做了什么？问题的后半部分比较容易回答。关于英语系为什么历来对这类工作友好，我能想到大概好几个原因。首先，在数字输出以后，文本时至今日已经成了计算机可以操作的最易驾驭的数据。不像图片、音频、视频等等，基于文本的数据处理传统悠久，甚至是一些早期的计算机系统都具备的功能，同时还体现在像风格研究、语言学、作者身份研究这样持续几十年的研究领域里，所有这些都与英语系有着很深的联系。其次，当然，计算机与写作长期关联，深入血脉。第三，在20世纪80年代围绕编辑理论和方法所展开的密集讨论与之后很快广泛实施的电子档案与编辑之间的和谐整合。杰罗姆·麦甘恩是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建立的罗塞蒂档案，被他反复描述为理论的一种应用实践，树立了一种典范。第四，大约在同时期，还有一种低调但也被大力推广的艺术写作项目。这些项目主要围绕超文本和其他形式的电子文学展开，并持续至今，而且愈加有活力和多样。第五是因为英文系对文化研究的开放性。在文化研究中，计算机及其他的数字物质文化对象成了分析的重点。比如，我在这里想到因为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和其他人关于索尼随声听，也就是老式的时髦 iPod而聚集的读者们。最后，时至今日，我们看到了人们对像Kindle，iPad和Nook这样的电子阅读设备的兴趣瞬间激增，又出现了大规模的文本数字化项目。其中最出名的谷歌图书，还有像弗兰克·莫莱蒂(Franco Moretti)这样的学者采取了数据挖掘和可视化以对成百上千、甚至上百万的书籍一次性地实施“远读”( distancereadings)。
数字人文，最初仅是一小群学者的共识，现在则在学校里连带着经费.基础设施和管理一起行情见涨，这种情况在十年以前是无法想象的。我还想说的是，最近，博客和推特的网络影响使得学院将自己正在经历的深刻而痛苦的变化与新技术联系起来，而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也推进了“数字人文”的形成。它作为一个自由流动的能指，持续地指向学者个体的焦虑以及对于其所在机构和行业中一片混乱、缺乏代言人的状况的愤怒之情。这一点在有关开放获取出版( open-accesspublishing>的辩论的激烈程度上可见一斑。在辩论中，教职人员开始要求有权拥有他们自己的学术成果——意思就是说，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并且将之自由地传播给读者，这和传统的学术出版结构或出于一源，或并行不悖。传统学术出版已经被认为是以同行评议﹑终身教职和晋升为主的实践活动的障碍，显得过时了(Fitzpatrick，2010)。
无论如何，如今的数字人文是一种学术（或者一种教学方法），这种学术和教学方法以我们还不甚习惯的方式开放可见；比我们以往习惯的方式更显而易见地与基础设施息息相关；高度依赖那些7天24小时不间断活跃在线的人际网络并与其开展合作。难道这不是你想在你的英文系想有的东西？
注释
1.马修·G.柯辰保(2010),最早发表于《英语系学会公告栏》(ADE Bulletin)，150，pp.55 -61,
2.http:// www.criticalcommons. org/Members/ccManager/clips/5-ccdownfall.mov/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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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worth，J.(2010).Message to the author，5 April. E-mail.
作者后记：
这篇短文最早是为2010年6月在马里兰大学举办的英语系东部学会的暑期研讨班写的发言稿，修改后发表于《英语系学会公告栏》(No. 150，2010)。这篇文章也因此自带其学科偏见。但是，尽管我乐于承认在数字人文发展和日渐成熟的故事中还有别的重要机构，比如历史，语言学、写作和修辞（后来这些都变成独立的项目或院系，不再隶属于英语系了），更勿论其他一些更重要的非院系的机构，比如图书馆和学术计算中心，但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英语语言和文学系依然是最早适应的核心院系之一。（虽然很多人认为数字人文是在2009年和2011年的MLA会议上形成的，但事实上，人文计算从20 世纪90年代早期就成了MIA年度大会的一个标签，这一点只需要看一遍过去这些年的会议议程就可确认）。因此我很高兴这篇文章能被分享和评论，并且最好能不仅被当作关于数字人文是什么的权威描述（这本书里的其他篇目做了非常扎实的工作），而且能被当作某个人的特定视角的人造物。这个人因为占据了几个美国公立研究大学的英语大系的有利地势，得以首先目击数字人文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