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教育应该使得一个人对生活有所准备，但是亚当斯的教育却反而成了一出黑色喜剧。他的人文主义训练使得他对20世纪的时新电器（dynamo）²毫无准备。因此，他加人了一群新生的族群（race），成了一名观察者，一位学者——他称之为“历史学家”。但“所有的历史学赢家都有一种强烈的想要逃离的愿望”。

今天，我们也经历了一个相似的历史时刻，这个时刻对人文学者来说，甚至比亚当斯所处的那个时代更加令人猝不及防，因此，《亨利·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也恰逢其时。我们不想用像《古登堡挽歌》（The Gutenberg Elesies）这样的通信小报标题来引入我们的总结，尽管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卡通风格的描述（伯克茨[Birkerts]，1994）。伯克茨建议我们拒绝有着万恶之源的信息技术。然而，我们无法“拒绝”这种数字环境，就像我们无法拒绝美利坚帝国一样，无论好坏，它们都已经形成了。我们对于这些展开正在进行且祭密相连的历史，或许都能充分地感受到“一种逃离的强烈愿望”，但我们最好记得，我们是这些事件中的人物，我们对其负有责任。

我们可以敏锐地发现亨利·亚当斯在两个世界交替之处等着我们。不是在一个正当年的世界和一个无力待生的世界之间，而是在一个相对年经和一个相对年老但还鲜活的世界之间。他没有抛弃或拒绝任何一个。他杰作的积极之处在于告诉我们，我们总是处于这样的情况之下。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普遍的经验看起来尤为明确，某些特定的人物会来做一个诚实的清算。

他的书也告诉了我们一个值得警惕的故事，这是它子以我们的第二个礼物。在亚当斯的视野中，发电机和贞女（Virgin）分别有其人性，而他将自己再现为居无定所之人（Nowhere man)。这并不是说他没有采取行动，而是说他将他的行为限定于诚实的报告中。由此，发电机和贞女在他的书中是作为神秘力量出现的，事实上，这些令他忧心忡忡的“形象”在全书中是贯穿始终的，并一直困扰着他。

“从现在看，信息技术甩了人文教育多少年？五年？十年？二十年？”这个问题所问及的显然不是一个诚实的报告。阅读亚当斯时刻提醒我预言要谨慎。但是他也提醒我，我确实怀有希望，以及抱有一些确定无疑的信念，这些信念是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我们想象中横亘于我们面前的那些未来的。

那么，让我从一个信念开始：我们必须实施马克思主义学者一贯称为的“理论实践”（the praxis of theory），或者更像诗歌里说的，我们必须从去向我们必向之地中学习。因此，这里就有两个不能被糊弄或者含混的说法。第一，将数字技术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与我们的学术进行对接。眼下的环境已经使得这项工作刻不容缓。第二，我们必领将文本和文献工作重置于我们工作的中心。

“你在说什么？学习UNIX、超媒体设计、一种或更多的编程语言，或者文本标记以及其他内容？学习文献学以及文本社会学、古代和现代文本理论、图书史？”是的，这正是我在说的。当然，你可以问我为什么。但眼下，我只给出一个原因，尽管这个原因——如果我们考虑到它的影响——自己就足以说明问题：因为信息技术正在改变图书馆最本质的特性。图书馆是我们文化记忆的首要阵地，也是我们记忆生活和重要意义的核心符号。而这种转变已经在改变着贯穿人文学的学术、批评和教育方法的格局，甚至还预示着更具戏剧性的变化，这一点我后面还会提到。并且这种转变已经记录在册了。

让我们由当下、已经众所周知的事件所昭示的信号出发。首先是一些好的时代信号。图书馆的咨询室已经完成了虚拟化，相信任何学者都不会对此感到遗憾。这一变化反映出将阐述性和信息性的材料翻译成数字形式是相对容易的。尽管你还得去开机并上线，但你可以马上获取这些资源，显然这是一个进步,对于年长者而言，这甚至是惊喜。这样的事情可以将最特立独行的学者变成数字伙伴，年轻人则会把这样神奇的事情当成是理所当然的。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一些卓越的学者已经敏锐地看到了信息技术为人文研究创造的可能的教育条件。我们可以举出一长串鼎鼎大名来。但是，还可以说明的就是，相较于这些基于论文（paper-based）的学术成就，信息科学项目的清单就显得体量不足了。

现在看下阴暗面的故事。

19世纪末，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将法国视为在文化上具有“学术影响”的良好典范。而25年以前，阿诺德的学术继承者就已经活到了他愿望实现的那一天。不过后来这事发展得不太成功。人文研究和人文教育变得一塌糊涂。看看我们现在学术圈的生态，很难不想起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红尘浮生录》（The Way We Live Now）所描绘的黑暗景象。到底发生什么了？昔日荣光在哪里？ 正是类似这样的问题驱使《批评探索》（Critical Inqairy）的主编W. J. T. 米歇尔（W. J. T. Mitchell）召集了杂志编委会在2003年的4月组织了一个研讨会来“探讨杂志的未来以及批评与理论的交叉学科”（2004. p. 324)。一些最负盛名的北美学者齐聚芝加哥来评估人文高等教育获得的坏名声，特别针对“批评的未来”（The Future of Critcism），尤其是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的末来。我错过了周五晚上的公共论坛以及研讨会的誓师大会，但是参与了关键活动：周六一整天的讨论。然而当我回家时我却为周六的所闻感到震惊，甚至有点失望。

我们中大多数人已经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在美国人文学术圈里日益扩散的莫名的不安。所有人都不确定什么是应对我们所讨论问题的最好方法，但我并没有因此而特别沮丧。然而，确实有些很麻烦的事情:关于信息技术及其与人文教育和学术研究重要的相关性的无知程度。我已经花了近20年的时间研究这个主题，趁唯一的机会做点有用的事情。也就是说，通过跨学科学者之间的亲自合作，通过设计和建造材料和应用工具，以及如何最好地教授制造和使用这些东西。你不能通过口头讨论或者阅读书本来学习一门语言，你必须通过说和写来学习,别无他路，其他所有的方式都是纸上谈兵。

就目前而言，有关传统人文研究的信息技术，在英国和欧洲大陆比在美国得到了更好的理解。进一步说，你如果想就人文教育和数字文化展开更深人、更具实践性的对话，你会发现美国最著名的人文研究机构——只有少数例外——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这个“批评探索”会议解释了原因。我们都是数字语言文盲。除了我，《批评探索》编委会里没有一个人能使用任何一种数字语言——我们需要其去学习和理解如何操作日益繁衍的数字技术，哪怕是最基础的标记语言（markup languages）。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从来没听说过文本编码规范。在我与之交流的人中也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文本编码规范已经在人文研究和教育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图书馆，尤其是研究型图书馆，是现代人文研究的奠基石，再不济也是重要的基础，都已经完全地进人了数字化转型。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个过程已经开始——我们整个的文化遗产将会转型并重新编辑为数字格式。我们真的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吗？真的理解这一过程将带来什么问题吗？以及该如何应对这一过程呢？有关此议题的理论或者实践讨论都已经持续多年，每天都有新的决定产生。然而我们中依然有很多人是数字语言文盲，处在对话和行动的边缘，影响着我们的文化利益（作为公民)和我们的职业利益（作为学者和教育者）。

这种情况必须得到改变。在这篇文章中，我将简单介绍一个名为“十九世纪学术在线”（NINES: Nineteenth-Century Scholarship Online）的项目，该项目将会促进变革的成功。这个项目以四种方式实施：它满足一些人文学者工作中最基本的需求和自身利益;关注于具体的、可控的人文研究领域（19世纪英美文学及文化研究）；涉及三种关键机构的合作（研究型图书馆、学者个体以及帮助我们去整合和组织我们工作的专业机构）以及对其他专业领域具有弹性和适应性的设计。

在我看来，用“批判理论”以及“文化研究”这样的神学概念不断地在人文研究和教育中设定危机是不切实际的。像《批评探索》研讨会这样短暂的公共事件有着讽刺性的意味。对于那些丛纽约和波士顿出发去报道该研讨会的记者而言，从他们事后的报道中我们可以感知到这个会议让他们回忆起了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 的《百鸟议会》（Parliament of Foades）。我们都知道，每年的 MLA 年度会议都为媒体提供了不少笑料。

但是我们小不点国度的问题绝对不小，即使将之放置到更大的社会场景中看都无法忽略它们。我们作为教育者，也是人文研究从业者，肩负着社会希望我们去承担的责任。

记得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吗？牢记这一点。我们今日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在商业性的、经济性的和机构性的层面上根深蒂固地形成了。正因如此，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去做有用且实际的事情。但是在这些实践变得可能之前，我们得先制止弥漫在我们语境中的不实成分。目前的普遍共识是，我们学术写作的一个阴暗面就是其无效的人性本善论或天使化(angelism)。

这不仅仅是遣词造句的风格问题或遣词造句的失败。我们的出版物向来喜欢介人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性议题，并占据理论高地。实话说，这些风格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们机构的内向聚焦和脱离社会的极致性。在劳特利奇（Routledge）的书或者《批评探索》杂志的文章中提到“越界”（transgressive）——“越界”这个词的意义很多——大都是令人沮丧的。亵渎和批评的行话——我们当下的替代性修辞——定义了知识分子的背叛，揭示了越界是没有指证对象的，甚至连个捏造的对象都没有。为教职工委员会和偶遇的教授学者发声，其实是错把商谈当成了学术批评。对人文学者而言，更糟糕的是，我们亵渎乃至伤害了我们本应当致力于保存和保护的语言。

开启这样一种实践性的自我批判（self-criticism）真的会改变我们开展工作的方式。但人文学者面临着另外一套问题和肩负着另外一种使命——或许更严肃，但一定不会更容易处理。完全暴露这些问题，将有助于让我从另外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去重新审视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这一次让我们从基础的层面，而不是上层建筑来设定我们的内在视野。

在讨论了《批评探索》对批判理论的状态的担忧之后，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史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关于“终身教职和出版的危机”(The Crisis in Tenure and Publishing）的顾虑。在2002 年5月给现代语言协会（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会员的一封特别信件中，格林布拉特——曾经的现代语言协会主席，指出学术出版的可悲状况。他一语中的地称之为一种“系统的”（systemic）问题。一种因为学术工作、科研任命和基于论文的（特别是大学出版社）发表而长时间牢牢绑定在一起的关系网络。这个网络从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瓦解，而且正在加速解体。

问题在于大多数大学出版社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赤字。而大学出版系统内人人皆知，这种情况将来也不会逆转。我们生产着体量越来越大的学术成果，却交付到了一个对出版物的维持能力日益衰退的传输系统。作为“弗吉尼亚维多利亚研究”（the Virginia Victorian Studies）专著系列的编辑，我已经看到了这种压力是如何改变了一个应当具备相应工作承接力的大学出版社。最近一个臭名昭著的恶性事件就是对“独著研究”(single - author studies)的日益高涨的反对声，而这仅是这个困境的一个信号。我们最基本目标中的一个荒渗的倒转点是，急功近利的经济增长，而不是长远的学术成果追求已经成为塑造和引领人文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试着给第一手文献或者那些不能被直接贴标消费的基础研究在失效之前找个出版商：要求在“某年某月之前销售”。

虽然这里只提及书籍出版，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在期刊出版中存在着同样严峻的问题，有着一种相似的机能失灵。在这些案例中，每一个大学图书馆都已经变成了学术书籍和期刊唯一的可靠购买者；不过我们都知道大学图书馆购买这些资源的经费都在逐年缩减。

《职业》（Profession，2004）最近名为“关于并针对现代语言职业的意见”的一期也重提了这一问题。在“出版及职称危机论坛“名下的四篇论文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伹我必须很遗憾地指出，他们的希望和提议都并没有指出机构与产业的“系统性”议题机构的和经济的议题，推断来自美国学术团体协会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国家人文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NEHD）和梅隆基金会（Mellon）的经费会阻挡大势所趋，无异于想象螳螂可以挡车。

要知道的是，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并不是“书籍的死亡”（the death of the book）。正如我们所知，图书出版还存在，而且活得很好，没有一点危机的征兆。问题是学术交流是在一个高度妥限和专业化的市场内进行的。相反地，一般出版物都是开放给多元且动态变化的读者的，而出版社对于这些读者的需求有求必应。学术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封闭的。我们每个人既是这个市场的生产者，也是其消费者。学术市场已经多多少少地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但是在过去的25年里，它已经彻底被打回原形了。与此同时，生产者那些受于系统（systematic）和职业命令而被要求（required）进行工作的人——以惊人的数量在增长。因此，当我们在这个市场上看到消费者需求的急剧下降，我们对这些数量就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了。在20世纪90年代，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类图书的一般印数是1000～1500册，现在这个数字是 200～250册，且逐年在下降。

许多人意识到在线学术出版成了应对这种学术和教育传播危机的自然而然且不可避免的举动。如何实现在线出版方向的转变，是一个价值6万4千美元的问题。并不是技术让这个问题变得如此困难，像JSTORE（http: // www. jstor. org）和 Project Muse（http: // muse. jhu. edu）这样的线上期刊出版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再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约旦河是可以渝越的），前提是学者和教育者不仅仅会搜索和接触到在线存档的材料（这一点已经逐渐实现了)，而且更能够做到在线发表以及同行评议，这样的话我们富有创造力的教育工作的大部分生产都能以数字形式得以实现。

对这样一个学术研究行为中的重大改变遭遇到的机构层面的抵制是广泛的、深人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向数字方式的转变并不符合学者或者他们所在机构的短期（眼前）利益。这个转变付出的代价是很高昂的，而吸取教训的过程是曲折的。很大程度上，当下既存的以论文为基础的系统设计经过数百年的实践应用是很精巧并且很明晰的。除了少数例外，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都很少介人信息技术。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知名学者们通常而且依然能够通过正常的基于论文的渠道发表他们的学术成果，然而这恰恰是因为他们已经出名了，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已经有了数目可观的论文了。

这一情况的后果是明显的。对基于论文的传统研究来说，这就是“人文研究的危机”。对于那些用信息技术工作的人文学者来说，这是危机的另外一种形式。数字学术（digital scholarship）——甚至从最好的角度来说——都多多少少破碎了，放任自流。更糟糕的是，这些创造物都是依据一定的习惯设计的，因此并不能顺利沟通。就算资助经费丰厚，它们也有着先天缺陷。想要确保这些项目的正常维护、发展和存活就已经是一个相当困难的挑战了。最糟糕的是，这些成果在没有被实践机构注意到的情况下，就已经过时了。每年的现代语言协会（MLA）参考文献依然不引用线上作品，不管这篇文章有多优秀。从客观方面来说，现在既定的专业标准也无法控制作品，大部分发表的（线上）作品实际上并没有通过审阅或者同行评议。

列宁的著名问题“怎么办？”在这里也很适用，我们的学术界正在面临着确定又不确定的未来。我们或许不认可这一点，但难以幸免。我们或许不知道如何去做,但我们最终会学会，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2

在开始讨论我说的这个选择之前，我还得讲讲另一个学术故事。把这个故事拉回来一点。

自从20世纪 60年代中叶我成为一名教育者以来，一种隔离制度就长期横亘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一方面，我们从事很多编辑、文献和存档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从事着理论和阐释工作。需要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这两种工作哪个更枯燥。但是像其他任何隔离制度一样，这两类都被这个制度摧毁了。正如麦肯齐（Don Mckenzie）曾指出的那样，理论家们从来都没有真正理解物质文化，他们的观点倾向于切断他们与编码并构成了物质文化的物理对象的基本关系。当然，他继续讨论到，这些马虎的理论家遇到了同样—叶障目、缺乏远见的学者。

今天在我所在的大学里——一个因为致力于文本和文献研究的严肃工作而闻名的机构——大多数高年级研究生都不能够明智地、起码是严肃或者有趣地，谈论编辑和文本问题，以及为什么这些问题对于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每一种批评工作都具有非常基础性的意义。我已经不在我们博士生考试中问他们关于阅读和使用的书籍的版本问题了，为什么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这样的选择将会有什么不同。这并不是说这些年轻人不聪明或者不用功，而是因为他们在就读的学院习得的传统很大程度上对这些事情毫不在意，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很不幸地尤其如此。在那之前，英语研究中的美国研究项目一般要求语言史、编辑史和文献研究是必修课程。我从自己痛苦的亲身经历中知道，这些些必修课是以迷人且无用的方式教授的。也是因此，很多人坚信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基础学科都没有教授我们文学、艺术和文化。众所周知，在1965年到1990年的美国，这些必修课基本上都被削减或者直接剔除了。(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情况非常不同。高度发展的文献学学传统渗透到了他们的学术界之中。） 

当我用这些词来描述我们最近的教育史的时候，我已经很大程度上成为道德说教者的同党：在推销一种教育的工具主义。但是请记住，威廉姆·本尼特（Williamn Bennett）、迪内希·德·索萨（Denish DeSousa）和琳恩·钱尼（Lynn Cheney）不是理论或者阐释的敌人，他们只不过是某个领域里的建构主义者，在这个领域中康乃尔·韦斯特（Cornell West)、凯瑟琳·辛普森（Catherine Simpson）和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寻求更广阔的智识机会。看看过去的15～20年间的教育史，这些群体之间的激烈斗争蒙酸了我们的双眼，没有看到一种正在随着数字技术的变化繁衍而剧烈成长的教育。

我早先也说过，我不应该预言任何事件。但在这里，我确实做出了预言：

就让我们当这个预言是真的吧。那么现在问问你自己：谁来实施这项工作？谁来做它？谁应该做它？当我们反思最近的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这些问题就变得更为严肃。只有当我们开始需要那些在文本传播史、学术方法和编辑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年轻人时， 我们才发现我们的大学并没有培养出这样的人才。而电子学术和编辑的主要模式必须得以语言研究、文本研究和文献学的长期教学实践为依据。但如我们所知，这三门核心课程在我们大多数博士项目中名存实亡。

用数宇形式来设计和执行编辑和档案项目正当行，且日益繁荣。在这些里程碑式的事件中，文学研究系可能关系最大，但在美国却关联甚少。这些工作大部分都是由图书管理员和系统工程师完成的。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应该说是大部分人，都既聪明又勤奋，而且还多才多学。

他们的数字技能和学术能力通常都非常出色。但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文本理论，而且他们和我们这些搞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人一样，在学术经费资助不足的情况下工作多年。而很多年以来这个国家的图书馆系就要求甚至提供书籍史课程了。知道这个是不是很让你震惊？我对我们自己机构对于语言史和文献史的无知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当前最迫切的需求是恢复文学学者和图书管理员之间因为双方的体制发展而受阻的亲密关系。在文学系参与数字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并与之对话的情况下，它是通过那些持续从事严肃的编辑和文献工作的小天使——学术编辑和编目员来实现的。

那不是很好嘛，有啥问题呢？我们传统的院系设法保存了少数几种旧式的编辑和编目员。现在让我们把他们送去协助技术工作，并且希望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大脑不会被那些原始人（beetle-browed）和实证主义的习惯给完全灼伤了。曾几何时，他们（也是我们）也都参与了读者文本，对吗？

如果没有最近高等教育领域的另一次动荡，这些联系可能证明勉强够用。大约从1965-1985年的文本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一些他们学科内的基本想法和方法。我之所以选择这些时间，是因为欧内斯特·霍尼格曼（Ernest Hoingman）在1965年发表了《莎士比亚文本的持久性》（The Stabilicy of Shakespeare's Text），D. F. 麦肯齐（D. F. Mckenzie）在1985年在帕尼齐讲座（Panizzi Lectures）开幕式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讲，《文献与文本社会学》(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1986）。而从这些基础性的文本和文献研究的次要领域中发展出来的普通学术社群与这些基础文本和领域都已经失去了联系，因此，尽管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但依然雁过无痕。这些年间兴起的基因（genetic）和社会（social）编辑理论和方法标志着文学和文化学术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因为这个变化与一个所谓的“文学理论”的更大众的兴起重合（overlapped）了——或许“重叠”（underlapped）是一个更好的词——这才能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可见范围内为它自己赢得更多注意力。而在这之后是令人沮丧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s）。

上个世纪末，一个即将出版的著作度量了整个文本学术的变化。1982年，哈罗德·詹金斯（Harold Jenkins）在阿登·莎士比亚丛书（Arden Shakespeare series）中发表了他最出名的作品《哈姆雷特》(Hamlet）。作为一本写了一生的著作，这本书概述了一个传统的所谓折衷主义（eclectic）路径，詹金斯从这出戏的单一文本中推演出了关于三个主要的记录见证者的细致研究。很快，一部由安·汤普森（Ann Thompson）和尼尔·泰勒（Neil Taylor）编辑出版的、新的阿登·莎士比亚丛书的《哈姆雷特》将取代詹金斯的杰作。新的阿登《哈姆雷特》不光发表一个单一合订本，而是呈现出全部三个见证者——F1（1623）,Q1（1603）和Q2(1604 - 5）——每一个都具有特别的完整性（或者其他的缺乏性）。

在2002年5月，《纽约客》（The New Yorker）用很大篇幅由罗恩·罗森鲍姆（Ron Rosenbaum）报道了这一事件。这篇文章给已经开展了差不多40年、且有着20年白热化的文本研究中的这个重大变化一个很好的概述性介绍。因为学术界进展缓慢，所以这样迟到的关注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引起太多注意。但因为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信息存储和传输以及知识的再现方式需要即刻的实际关注，罗森鲍姆的文章最有趣的地方是它没有谈到的部分。当今时代推动我们去发展数宇形式的学术编辑。以往习惯用纸质形式开展这项工作的人们——比如詹金斯和汤普森卷人了到底怎么操作的热烈争论中。传统文本学术的理论与实践处于一种活跃但不任意发挥的自省状态。如果没有一个学科化的编辑理论和方法来介人的话，今天的学术编辑无法以任何媒介形式开展。所有考虑使用信息技术资源的学者，现在都必须面对由此造成的双重困难。我们必须学习使用数字工具，即便这些工具的功能对工程师而言都有待认真探索。我们还必须会处理学术编辑的那些老问题，这就像有一个转型社会横亘在我们所有人面前，而选择走向何处尚是茫然不确定的。

3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时候讨论我的主要议题了，NINES（或者9S：19世纪电子学术的网络基础设施）。这是一个已经建设了三年的学术项目，由我在2003年与一群学者启动，旨在建立一个在线环境，用于发表关于19世纪英国和美国研究的同行评议研究成果。尽管这个资源也带有很重要的教学方法和课堂授课的色彩，但它首先还是一个针对数宇组织起来的研究和学术的机构性机制。

NINES一方面可以认为是一个专业的推动者，另一方面可视为一个志在保护学者和教育者兴趣的拥护团体。就像他们说的，它是结果导向的。它将有趣的出版渠道与有趣的学者和教育者以及我们生产的作品联系起来。一个协调有序的编辑委员会担任了评审工作，内容多样，其中包括各种版本的传统文本和文献以及各种批评著作，还有那些与19世纪文化的方方面面相关的“数字生成的”研究。NINES 是一种学术模式也是一个工作范例，兼具数字资源和互联网传播的优势。它为学者提供了去接触到统一化编码的文本环境的机会，还提供了一整套可计算分析和解释的工具。NINES的一个关键目标就是凸显电子媒介在阐释方面的丰富潜能，而不仅仅是那种数字成像的酷炫和超文本的早期突破性。

最重要的是，NINES不仅仅是一个对那些由数字技术所带来的问题和机会进行讨论的关注它的教育的委员会。NINES是一个实践的工程，并且己经在建设中了。以下是它三年的初步计划：

为数字生成的19世纪英国和美国学术研究及批评提供一个可以进行征集、同行评议、聚集以及最终发表的编辑机制，这就势必需要重新检验如何将传统的学术标准和最佳的实践迁移至并适应于数字环境。

开始建立一个技术和机构的框架，能够将我们继承而来的纸本的档案材料——一手的以及二手的——与新兴形式的数字学术和批评整合起来。

数字技术推动和帮助发展出一套用户友好的操作流程、易于使用的工具和程序以帮助学者和学生生产出有趣的数字作品，它为个人或者集体研究、分析和阐释我们的文化遗产提供了全新的、卓越的可能性，而这在之前则是完全不可能的。

为从事19世纪信息技术项目研究的学者提供系列暑期奖学金。2005年的夏天，12位学者在弗吉尼亚大学参加了第一个工作坊。这个工作坊是在一个有着浓厚的技术和学术氛围的环境里举办的，旨在帮助与会人员能够与那些从事类似项目的学者一起发展和探索他们自己的项目。

这是NINES在宏观层面上的管理模型设计（administrative design model）。在这种预设下，我们开发了专门适用于从事人文研究、特别是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和教育者的软件。开发这样的程序是我们目前最紧迫的工作之一。除非IT能够为人文学者提供工具和方法，就像我们已经有的那些适用于书籍的技术一样，否则我们干嘛要对IT有兴趣呢？

（这些工具需要使用计算系统的特殊能力去具备人文学者的传统解释行为。）

像IVANHOE和JUXTA一样，异批评原型输出XML编码数据。因此，这三种解释工具完成的所有工作都可以与NINES环境里的其余材料兼容。

哦，对了，还有另外一件事，不管NINES发生了什么——不管机构是否支持——这些评论工具也将完成其工作。届时，它们将被慷慨地分发给那些需要它们的人。

结论

我是一个书籍学者，而且正如你想的那么传统。我的著作，包括我的理论工作都是历史学的，甚至文献学的，而我的定位也绝对是人文学者。“人享有最高的荣耀，因人是万物的主宰”，斯温伯恩那机智而顽皮的语句很对我的胃口。男人（以及女人）确实称得上驾驭万物。于物， 确实如此。于人、于生活，我们却总是参与者或者学生，从来都不是主宰。在物与人、主宰和学习之间划定界限，也就是如同斯温伯恩那样的人文学者。

今天我们不得不试图主宰一些新的事物（things）。我们不得不学习如何制造并使用它们。对这个目标的追求使得我们需要在知识中冒险，但也因此为知识所列服。为了达到目的，我们再次成为学生，或者教育者、人文学者，而这些在我看来都是我们特别擅长而为之的。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而言，这确实并不是必经之路。但无论我们是否选择这条道路，我们都必须很清楚，小心驶得万年船。“出版和教职危机”对将要发生的事情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所以我们要研究档案的数字化转型，这也是我们的文化记忆之所在。

NINES提倡用特定和实践的方法介人这些问题。采取一种并不那么具有远见的方式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短期里我们还都是人文学者。我们知道，我们最远的远见，我们最整体化的设想都将成为探索和假设。但是人文主义的理解恰怡是雪莱所观察到的，我们不能让“我不敢”永远跟随在“我想要”的后面（“Let I dare not wait upon I would”）。我们必须立刻行动，我们不能等着看还需要学些什么再出发。当然我们需要学习更多，也正因此，我们必须面对。否则我们如何能够知晓我们还需要知晓什么？我们必须为我们确定的失败搭建舞台，如果我们有机会去衡量我们微小的成功。我们也将如那位诗人所观察到的，“从我们必向之地中学习”。

最后一点值得我们反思。资本主义企业已经积极地在尽其所能地去控制更多的信息。知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清楚地认识为像商品一样是可以买卖的替代物（fungible thing）。人文学术也有了一个可计算的市场价格，这个市场低买高卖，就像埃尔塞维尔与威科出版社（Elsevier and Kluwer）最近向科学社群所揭解的糟糕的事例一样⁴。

而且，不要想象我们的文化遗产——雪莱所称作的“诗歌”就能幸免于代理商的商业剥削。这些代理商将我们的作品——他们所谓的我们创作的“内容”——视为一种可交易的商品。也许像NINES这样的项目的一个首要的优势就是为学者提供一个体制的机制，用以保存和保护我们所从事的工作。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实现初衷：NINES为线上的同行评议学术和批评雏形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发布平台，为此类工作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渠道。可以想象几种模式来使用图书馆或传统学术发表作为发布渠道，或者合并其中一两个。但不管代理商采用哪种模型，都并不见得就一定会这样做。代理商——也就是说我们自己。除非我们采取行动，设计和实现一个模型，事情才可能变得清晰。NINES——或者其他任何同质化的东西，都只能在实践中存活，而非理论中。

注释

1. 杰罗姆·麦甘恩（2005），最早发表于《文本技术》（Text Technology）,14（2），pp. 105-21.

参考文献

Adams, H. (1907). 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chapter 31.

Birkerts, S. (1994). The Gutenberg Elegies. The Fate of Reading in an Electronic Ag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Drucker, J. and Rockwell, G. (eds) (2003). Text Technotogy (Special Issue devoted to the IVANHOE gamespace), 12 (2).

Greenblatt, S. (2002). “A Letter to MLA Members”, reprinted i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uly 2), http: // chronicle. com/jobs/2002/07/2002070202c. htm.

Honigman, E. (1965). The Stability of Shakespeare's Text.

McGrann, J. (ed. ) (1994). The Complete Writings and Pictures of Dante Gabriel Rossetti. A Hypermedia Research Archive, http: // www.jath. virginia. edu/ rossetti.

McKenzie, D. F. (1985). 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 (published 1986).

Mitchell, W. J. T. (ed. ) (2004). “The Future of Criticism A Critical Inquiry Symposium, ”Critical Inquiry 30 (2) (winter), pp. 324 - 479.

NINES (Networked Infrastructure for Nineteenth-century Electronic Scholarship) http: // nines. org.

Profession (2004). “Publishing and Tenure Crises Forum”, New York: MLA.

Rosenbaum, R. (2002). “Onward and Upward With The Arts: Shakespeare In Rewrite”, The New Yorker.

Thompson, E. P. (1978) . The Poverty of Theory, New York: MonthIy Review Press.

Unsworth, J. (2003) . “The Crisis in Scholarly Publishing in the Humanities,”ARL, 228 (June), pp. 1 - 4, http:// www.arl. org/newsltr/228/ crisis. html.

作者按:

当我在1992年开始探索数字资源的教育和学术潜能的时候，我的想法（和工作）主要聚焦在理论、方法和技术实践方面。十年过去了，我开始转而关注支持所有类型的研究和教育工作的社会和机构网络。这篇文章记录了这样一个转型，最早是源于一个讲座“信息技术与有麻烦了的人文研究”。今天这个机制性议题，特别有关课程设置，既是最困难的，也是最紧要的。我特地加了这样一个特定的附言：“我们现在有一个迫切的需求去将在线的人文学术资源整合到大学的核心日程里”①。第一代的数字人文工作非常需要从院系、传统项目和课程外围来运作。但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却不一样了。传统的博士培养项目不具备对已经成为博士生学术和教育生涯日常所需所用的工具和资源的有计划的培训。当然这也不是研究生课程的唯一的问题。

但如果要在全球数字化的世界中认真严肃对待我们的人文课程和学生，那我们的本科和研究生项目必须经过严格的重新审视和再设计。它们需要在这个文化资源在数字互联网中得以全球重组的世界中被重新打造出来。

杰罗姆·麦甘恩，2012年11月

①“On Creating a Usable Future”,Profession (2011).